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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二南》中的文王教化
信息来源:诗经文化网 发布时间:2010年12月13日17:5 文章编辑:晓华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写成白话,就是:“关关和鸣的雎鸠,并栖黄河的沙洲。娴静美丽的姑娘,是公子的好配偶。”(吴宏一语译)这是《诗经》的第一篇〈关雎〉的第一章,也是受过教育的国人都能琅琅上口的诗句。它是什么意思呢?汉代的儒者多从政教的观点立论,有的说它是赞美文王的教化、后妃的美德;有的说是讽刺康王好色晏起,不上早朝,有其劝戒的意思。宋代以来,有人认为这是一首祝福贵族新婚的诗歌,也有人认为这是一首情歌,描写男子对女子的爱慕。这里我们可以注意到,宋人看《诗经》和汉人已有很大的不同,似乎已经从政教的训诲,转变成为爱情的歌咏。朱子是宋代大儒,他怎么看《诗经》呢?

政教训诲与爱情歌咏

    朱子说,《诗经》中的「国风」是民庶所作,「雅」是朝廷的诗,是士大夫所作,而「颂」则是宗庙的诗。同时代的郑樵也是这么说,朱子同意他的意见,也赞同郑樵不信〈诗序〉的看法。〈诗序〉是诗的前面,汉儒所作的说明。有一次,朱子在课堂上对学生说:「我从二十岁读《诗》,就觉得〈小序〉没有意义,不管〈小序〉,只是玩味《诗》中的词句,却又觉得道理贯彻。那时候,我也问过乡里的先生,他们都说〈序〉不可不读,而我的疑惑始终不能释怀。到了三十岁,断然知道〈小序〉是汉儒所作,错误荒谬,是数不清的。」此外,朱子谈及他撰写关于《诗经》著作时,也有同样的经验。他对学生说:「我过去写《诗解》,最初用〈小序〉,解不通也要硬掰。后来觉得这样不行,第二次解说,有时不采〈小序〉的说法,然而还是不见诗人本意。最后明白了,只有完全不管〈小序〉,就可以解得通了。」从朱子的态度,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他是不赞同汉人那种对《诗经》的刻板看法的。朱子同时的大学者,也是好朋友吕祖谦,在《诗经》方面下过很大的功夫,所写的《吕氏家塾读诗记》,朱子很推重,在《诗集传》里引用很多。吕祖谦相信〈诗序〉,在这一点上,朱子与他的意见很不相同。相信〈诗序〉与不相信它,在解《诗》的时候会有怎样的差异呢?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郑风》的〈狡童〉首章:「彼狡童兮,不与我言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小伙子啊太狡猾,不肯和我再说话。为了你啊为了你,害我饭都吃不下。」程俊英语译。)〈诗序〉说是:「刺忽也,不能与贤人图事,权臣擅命也。」意思是讥刺郑忽,不能与贤人共事,而让权臣祭仲专擅国政。但是这位郑忽又与「狡童」有何关系?朱子怎么看都看不出来,就诗的本意读来,明明是一个女子戏弄男子的口吻。朱子在《诗集传》中的解释为:「此亦淫女见绝而戏人之词。言悦已者众,子虽见绝,未至于使我不能餐也。」朱子的另一个理由是圣人所说的「郑声淫」,〈狡童〉就是一个例子。吕祖谦不赞成,不认为是淫奔的诗,不是淫奔的人写的。有一次上课的时候,李茂钦就问:「老师,您与吕东莱先生辩论淫奔诗的问题,吕先生说这些诗是诗人所作,您说是淫奔的人所作,我到今天还没弄清楚,能不能请老师再说明一下。」朱子说:「如果是诗人为了讥刺淫奔而写,则吕东莱他家乡婺州如果有人淫奔,吕先生为什么不作一首诗讥刺一番?」李茂钦又问起别的事,朱子说:「等一等,你不要讲别的事,你先回答我刚刚问你的问题。」李茂钦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愣在那里。朱子说:「若是别人有隐僻的事,就作诗讽刺,就是今天所说的轻薄子,好作这种戏谑言词的人,乡里不会喜欢,诗人温厚醇良,必然不会作这种事。《诗》中有好的,有不好的,圣人都保存下来,我们看了,就懂得劝善去恶,知所进退了。」我们在八百多年后的今天,读到这一段课堂实录,还可以感到朱子对于〈诗序〉问题的态度,是非常认真严肃的。

    朱子把《诗经》都看作是反映社会、歌诵爱情的篇章了吗?却又不是,《诗经》中的教化功能,朱子仍然重视。就以《诗经》的《国风》部分来说,朱子就将「二南」,也就是《国风》中最前面的两篇:〈周南〉与〈召南〉,与其它的篇章分开。朱子在其所著《诗集传》的〈序〉中,明白写道:「我听说,诗中被称为风的那些篇章,大多出于民间的里巷歌谣,就是男女之间表达感情的歌咏。惟有〈周南〉、〈召南〉,由于受到文王的教化,风俗淳良,人人表现出性情中最好的地方。所以,其中的诗篇,欢快而不过份,哀叹而不悲伤,这两篇就成了风诗中的正经。而自〈邶〉以下的十三国风,其国有治有乱,其人有贤有不肖,所以发于诗歌,就有邪正的不同,对于先王的正风来说,就有了变化了。」朱子提到了正风与变风,他也作了进一步的说明,在这本《诗集传》全书的开头地方,朱子写道:「我们所说的国,是诸侯的领地;所说的风,就是民俗歌谣的诗。说它是风,因为导人向上的言词,足以感动人心,就像风吹起来,呜呜作响,足以歆动万物。因之,诸侯采诗贡于天子,天子把它们列于乐官,藉考察习俗的好坏,知道施政的得失。过去人们把二南看作正风,显示出家族、邻里、乡党、国家以至于天下,都是教化大行,风俗淳美。十三国为变风,诗篇也列于乐官,许多都可以发挥诫鉴的功效。」朱子怎么借着《诗经.二南》的诗篇来说「家族、邻里、乡党、国家以至于天下,都是教化大行,风俗淳美。」呢?让我们来看看《诗集传》中,〈二南〉的若干诗篇,朱子是怎么说的。

朱子对〈二南〉诗篇的解说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茂盛桃树嫩枝枒,开着鲜艳粉红花。这位故娘要出嫁,和顺对待您夫家。」〈桃夭〉首章,程俊英语译。)这是一首讲婚姻的诗,年轻的男女,要成家了,要在一个家中和顺地过的日子了。朱子解这首诗,着重之处有二,一是男子和女子正是适合结婚的年龄,就成家了,就是「婚姻以时」;二是嫁过来的女子,十分贤能,一定可以把家庭照顾得很好。天下国家的大治,从一个家庭的开始,而家庭则从婚姻开始。所以,这首诗不能只看成是一首贺新娘的诗,而应有其深义。

「肃肃兔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繁密整齐大兔网,丁丁打桩张地上。武士英姿雄赳赳,公侯卫国好屏障。」〈兔罝〉首章,程俊英语译。)这首诗是诗人在路上看见英姿威武的猎人,正在打椿张网,准备捕兔。想到这些猎人,看来很有能力,希望他们被选为保卫家国的武士。朱子在解说完了诗中的文字之后,说道从这首诗可以看到地方上贤能的人很是不少,地方上何以会有这么多的贤能人才,这岂不是反映了文王教化的效果吗?

「采采芣苡,薄言采之。采采芣苡,薄言有之。」(「车前子哟采呀采,快点把它采些来。车前子哟采呀采,快点把它采得来。」〈芣苡〉首章,程俊英语译。)这是一群妇女采集车前子时,随口唱的短歌。朱子怎么说呢?他说从这首妇女们在采车前子时,随口唱的歌中,可以想见那是一个安定、和谐的社会,她们清闲无事,大伙一起,采着车前子,唱着歌,流露出心中的欢愉,也展现了文王施政,教化大行,风俗淳美的成果。至于,车前子是用来做什么的?朱子也问了这个问题,只是没有确切的答案。朱子说,不知道采来做什么用,有一种说法,那可以用来治难产。

「鲂鱼赪尾,王室如毁。虽则如毁,父母孔迩。」(「鲂鱼红尾为疲劳,官家虐政像火烧。虽然虐政像火烧,爹娘很近莫忘掉。」〈汝坟〉末章,程俊英语译。)这四句话是说,诗人设想丈夫回家之后,怎么劝他不要再去服役。朱子想象文王的时代,三分天下已有其二,但仍然服事商纣,人们还是要为商纣服役。他的家人就会说,你是如此勤苦,但商王的统治,又是如此酷烈,心中怎能不怨呢?。然而,尽管商王十分残暴,文王的恩德,却如同父母照顾子女一般,就在不远的身旁,所以也就忘掉了服役的劳苦了。这里可以看出来,文王德泽之深厚,当时风俗之淳美。朱子说,另一种说法是,父母就在身旁,服役的人不可以懈怠王事,让父母感到忧心,这种说法,也讲得通。

「维鹊有巢,维鸠居之。之子于归,百两御之。」(「喜鹊树上把窝搭,八哥来住它的家。这位姑娘要出嫁,百辆车子来接她。」〈鹊巢〉首章,程俊英语译。)这是《召南》的第一篇,也是一首歌诵新娘的诗。朱子说,南国的诸侯,受到文王的教化,能够正心修身以至于齐家,就是当地的女子,也受到后妃的感化,表现出专静纯一的美德。所以,嫁到诸侯的时候,夫家的人很是称美,用了一百辆车了来迎娶。这里朱子讲的是教化大行之后,人们德行之高与风俗之美。

「野有死麇,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郊外有一只诱鹿,洁白茅草包裹牠。有位姑娘动春心,俊美青年引诱她。……缓缓而又轻轻哟,不要扯我佩巾哟,不要让狗呀乱叫!」〈野有死麇〉首章与末章,吴宏一语译。)今天的学者认为,这首诗写的是一位猎人在丛林里遇见一位少女,就把猎来的小鹿和砍来的木柴,用白茅包好,作为礼物,终于获得了爱情。朱子说,南国受到文王的教化,女子都知贞洁自守,能抵挡外人的诱惑,诗人特别加以赞美。后面的一章,是女子拒绝男子诱惑的话语,她慢慢地说,不要动我的头巾,不要惊吓了我的小狗,讲得十分明确,呈现凛然不可侵犯的气势。朱子的解释,与今天学者认为,这是对于爱情的动人描述,显然很不一样。

「何彼襛矣,唐棣之华。曷不肃雝,王姬之车。」(「怎么那样地秾艳漂亮?个唐棣花儿一样。怎么气氛欠肃穆安详?王姬出嫁的车辆。」〈何彼秾矣〉首章,程俊英语译。)这是描写贵族女子出嫁,车辆服饰侈丽的诗。朱子说,王姬下嫁于诸侯,车辆、服饰十分漂亮,然而却不以出身王室而骄其夫家。看到她的车子,知道她很谨慎,能做好妇人该做的事,于是作诗称赞:那样如锦如簇,是唐棣的花;这样的雅丽端正,是王姬的车。这一定是武王以后的诗,哪一个王就不知道了。然而,文王、太姒的教化,历久不衰,于此处可以见到。

诗教有益世道人心

    我们读朱子对于〈周南〉和〈召南〉的解说,是不是感到和诗的原意相去颇远呢?我们明明看到的是新娘子,是猎人,是唱歌的女子,是服役远地的征夫,是恋爱中的男女,但朱子却一再地提到文王,提到太姒,告诉我们那是一的美好风俗的呈现,是教化大行的成果。这不是和我们读的是「狡童」,他们说的却是郑忽,颇为相似吗?为什么在〈二南〉中的诗篇,就要与其它的十三国风,有着如此不同的处理呢?其实朱子也有其不得不如此的缘由,因为《诗经》不只是文学作品,同时也是经学著作,有着教化上的重大任务。朱子从这些诗人的作品上看,歌谣的性质十分明显,所以他不能同意汉儒的解诗,就是好友吕祖谦的意见,他也不赞同。但另一方面,如果完全从作品的本身来看,它的教化作用不只大打折告,甚至可能不复存在,怎么办呢?看来是非有点妥协不可的,〈二南〉就是朱子妥协折衷的地方。

    在课堂上,学生问:「程夫子说:『《诗》有〈二南〉,犹《易》有〈乾坤〉。』是不是因为〈二南〉中的教化深,而其它地方的教化浅?」朱子说:「不对」。学生又问:「那是不是因为〈二南〉讲的是王,其它讲的是诸侯?」朱子说:「今天我们只要看看〈大序〉中所说的,就可以知道了。〈大序〉说:『〈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鹊巢〉〈騊虞〉之德,诸侯之风,先王之所以教,故系之召公。』我们只要看那个『化』字与『德』字,以及『所以教』字,便可以看到〈二南〉和〈乾坤〉是很像的。」这一段对答中,我们可以看到几点讯息。第一、朱子赞同程子对〈二南〉的看法,认为它的地位如同《易经》中的干、坤二卦,有其指标性的意义;第二、朱子对〈大序〉和〈小序〉的态度并不一样,他不认为〈大序〉很好,但可接受,而〈小序〉则是问题很多,绝大多数不能同意。按:〈大序〉是指整卷前面的「序」,而〈小序〉则是每首诗前面的「序」。第三、朱子要学生注意的是几个关键的字,如「化」、「德」、「所以教」等,表示这几个字指出了理解诗义的方向,而这几个字都是直指人的内心,都与教化有关。看来朱子对于汉人的解诗,也不是如同今天之全然反对。

    学生又问:「〈二南〉诗篇,真的可以用来教化天下吗?」朱子回答:「我们不要问,是要教化天下,还是不要教化天下,这样的问题;而是要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等等诗句看到里面去,看里面的道理是什么。今天人读书,只是向外面问有用没用,对于本文却都去不真切了解。」朱子的回答,看来好像规避了问题,其实却提出了重要的看法,一是读书要读到本文的里面,不要只想外在的效果;二是所谓本文的里面,就是一番道理,也就是义理所在,这是要读者应该用心理解体悟的。

    那么,〈二南〉的诗篇,读者可以理解体悟到什么呢?朱子在《诗集传》的〈关雎〉中说道:「孔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就是说,这首诗可以用性情之正,声气之和来说明。从后妃之德以及其它的描述,可以见到性情的全体,虽然声气之和不容易见到,但是,只要学者熟读诗中的词句,体会其中的义理,对于我们的心性修养,可以大有裨益,这也是我们学《诗》的本原所在。」从这一段朱子的话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读《诗》的本原,在于心性修养。这种论述的重点与方式,展现了宋儒论学的特色。《诗经》中的《国风》,在朱子看来,都是民间的歌谣,但是这些民间的歌谣却也反映了社会的风俗,而社会的风俗则是从正心、诚意、修身做起,经历齐家、治国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诗经》的〈二南〉则是全书的纲领,藉文王的教化提出了理想的目标,也可以说是指示了努力的方向。

    朱子的《诗集传》与《四书集注》、《易本义》,元代以后都列入了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单。我想要问的是:读书人把这些书读得烂熟,固然是为了功名利禄,但是,这些书中的道理对于一代又一代,不计其数的读书人,一点影响都没有吗?这些书中的道理,对于无数读书人立身处世的人生态度,不会产生一丝一毫的作用吗?我认为,影响与作用,多多少少,一定是有的。我相信只读知识堆积,但全无义理的书,绝对不会比读这些讲道理的书,有益于个人的身心修养以及社会的风俗淳厚。

    附:钱穆对《诗经》的看法

    我们看来,朱子还是受到太多传统观念的束缚,似乎未能完全展现《诗经》国风中民间歌谣的面貌。我们会想,今天讲《诗经》,大概都从文学的角度着眼,不再谈教化的功用了吧。其实不然,南宋历史家马端临,在其所著《文献通考》中,撰一长论,不同意朱子对〈诗序〉的看法。马端临认为〈书序〉可废,而〈诗序〉不可废,〈雅〉、〈颂〉之序可废,十五国〈风〉之序不可废。理由是国风的体例是用一种假借的方式,说了很多,写了很多,但作者的意旨,一句都未提及,需要用〈序〉的方式来说明。就以朱子所说的淫奔之人所作之诗,春秋时代之正式场合亦见到应用,所以这些诗的意旨,必然另有所指,不应该如朱子之所说。钱穆先生撰〈读诗经〉一文,提及马氏所论,并说:「今按马氏之说,事证明晰,殆难否认。」就以淫奔诗来说,朱子主张某些是淫奔之女子所作,如前述〈狡童〉,皮锡瑞的《诗经通论》提出了反驳,说朱子误以比、兴为直接铺陈的赋,以致弄错了。钱先生也认为「皮氏此论,可谓深允。」钱穆先生,这位深受朱子学术影响的现代史学大师,怎么看朱子讲《诗经》呢?我们从前面的这两个例子,大概可以猜测,钱先生是不赞同朱子讲法的。我们不妨摘选钱先生〈读诗经〉长文中的三个片段,看看钱先生对《诗经》的主要观点,作为本文的结束。

    「诗经乃古代王官之学,为当时治天下之具;则其书必与周公有关,必然与周公之制礼作乐有关,必然与西周初期政治上之大措施有关;此为讨论诗经所宜首先决定之第一义。……实则诗经创自周公,本属古人之定论;历古相传之旧说。其列指某诗某篇为周公作者,亦甚不少。其间宜有虽非周公亲作,而秉周公之意为之者,欲求深明古诗真相,必由此处着眼。惜乎后人入之愈深、求之愈细,篇篇而论、句句而说、字字而详,而转于此大纲领所在,放置一旁;于是异说遂滋,流漫益远,而诗之大义愈荒,此所不得不特为提出也。」

    「诗三百、彻头彻尾皆成于当时之贵族阶层。先在中央王室,流衍而及于列国君卿大夫之手。又其诗多于当时之政治场合中有其实际之应用。虽因于世运之隆污,政局之治乱,而其诗之内容风格,有不免随之而为变者;然要之诗之与政,双方有其不可分离之关系。故诗三百在当时,被目为王官之学;其传及后世,被列为五经之一,其主要意义乃在此。此则无论如何,所不当漫忽或否认之一重要事实也。」

    「诗三百,本都是一种甚深美之文学作品也。惟周公运此种深美之文学作品于政治,孔子又转用之于教育,遂使后人不敢仅以文学目诗经。抑且循此以下,纵使其被认为一种极精美之文学作品,亦必仍求其能与政教有关,亦必仍求其能对政教有用。此一要求,遂成为此下中国文学史上一传统观念。而此项观念,则正汲汲源于诗三百。知乎此,则无怪诗经之永为后代文人所仰慕师法,而奉以为历久不祧之文学鼻祖矣。」

       看来,从《诗经》谈历史,真是非常复杂,不可一概而论。

本文引用资料,除《诗集传》外,有《朱子语类》卷八十、八十一;程俊英、蒋见元着《诗经注析》(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程俊英译注《诗经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吴宏一编着《诗辞歌赋》(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98年);以及钱穆着《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一)》(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6)等。

    本文来源:《历史月刊》第222期,20067月,第114-1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