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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诗经》研究展望
信息来源:诗经文化网 发布时间:2010年12月13日17:50 文章编辑:晓华

徐志啸

《诗经》作为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自问世至今已走过了二千多年的历程。二千多年来,围绕《诗经》而生的各种注本、释本、译本,可谓“汗牛充栋”,由此而形成的“《诗经》学”,在中国学术史上已毫无疑问地成了一门显学。

     而今,时光已进入了21世纪,新世纪摆在《诗经》研究学者面前的问题是:相沿二千多年的《诗经》研究还要不要继续下去?还能不能深入下去?如何继续?如何深入?对此,笔者的回答是十分肯定的,要继续下去,也能深入下去,具体的答案是:系统总结,普及提高,走向世界。

一、系统总结

《诗经》研究既然已有了二千年的历史,那么,要想继续深入,最有效的办法是首先对已有的研究成果——自汉代迄今的《诗经》研究,作全面系统的梳理,然后缺啥补啥,以完成一部包容全部各类课题内容的综合性集大成的《诗经》研究史。这部《诗经》研究史可以包括纵横两个方面:纵向——二千年的《诗经》研究史,20世纪的《诗经》研究史(此两者可分可合);横向——各类专题的研究,包括《诗经》的产生时间、产生地域、最初编订、孔子删诗说、“诗序”及其作者、《诗经》的体制与流传,等等。

     先看纵向研究。对于二千年的研究史,夏传才先生曾有《〈诗经〉研究史概要》一书,该书问世于本世纪80年代初。这是一部很有价值且能代表时代水平的研究史,也是迄今为止我国第一部比较系统完整的《诗经》研究史。但是,该书毕竟是一部“概要”,我们应在它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充,尽可能地充实每一历史阶段的研究内容,使其成为一部容量较大的研究史。对这部研究史的要求,应尽可能地搜集迄今所能见到的各种版本的《诗经》注本(包括港台和海外),并包括见不到书本身而有存目的著作,对所有这些著作,除代表性著作正文予以评述外,其他则应或介绍其版本、目录、作者及主要内容,或列出书目(视存书具体情况定),对每一部著作最好能同时注明该书现存何处(或哪家出版社何年出版),以便研究者和读者“按图索骥”。同时,对代表性著作在评述其历史价值时,要特别说明其文学价值,以及它在整个《诗经》研究史上的地位与贡献。另外,对于二千年研究史上所出现的所谓“今文经学”——三家诗,“古文经学”——毛诗,及两者之间的争斗,乃至汉至唐的汉学时期,宋至明的宋学时期,清代的新汉学时期等,书中均应一一加以梳理阐述。

     20世纪《诗经》研究史,可作为一个专题作专门研究,这方面已有学者开始尝试。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20世纪的《诗经》研究比其以前的研究,自然应该更科学,更接近诗本义,更能摆脱传统儒家说教的束缚(当然,此乃就总体而言,并非指具体每一部分),对此,21世纪的研究也应作出更为客观和实事求是的评述。20世纪这百年的《诗经》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前50年和后50年,而研究的路子,则基本有两种:今译(包括注释)与专题研究。相比之下,后50年的研究较之前50年,成果数量要多得多,尤其80年代以后,著作与论文成十上百的出现,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特别是自1993年中国《诗经》学会成立以后,《诗经》研究在中国大陆更上了一个台阶,研究成果堪称百花盛开,硕果累累,这喜人的景象理应载入史册(对中国《诗经》学会的成立与发展,可专列一章)。与此同时,20世纪的研究史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篇章,即台湾、香港地区的《诗经》研究(还有澳门地区),实事求是说,台港地区的研究很有水平与特色,足可补大陆学界研究之不足。此外,海外的研究,也应在20世纪研究史中加以反映,它们包括欧美和亚洲,其中尤其是日本和韩国,必要的话,可列专章予以叙述,或作为附录出现。

     横向的专题研究,课题众多,侧重点应是系统梳理每个专题本身的沿革发展,在此基础上,抓住要害,理清线索,突出分歧,阐明观点;其中能结案的,应下明确断语,不能结案的,则言明关键之所在,以便继续深入探讨。依笔者粗略之见,专题研究的课题范围至少有以下一些:

“诗三百”产生的时间与地域;“诗三百”形成由来;“诗三百”的作者;孔子删诗说;孔子诗教与孟子方法论;《诗经》的命名;“诗序”及其作者;诗与乐的关系;《诗经》的体制;《诗经》与上古歌谣;《诗经》的编订与流传;《诗经》的分类(“六义说”);“风、雅、颂”的定义;“赋、比、兴”的定义;关于“商颂”;《诗经》产生的历史背景;《诗经》反映的周代社会历史面貌;《诗经》中体现的上古文化状况;关于“三家诗”;关于“毛诗”;今古文之争;汉学与宋学;关于新汉学;清代“独立思考派”;《诗经》与礼乐文化;《诗经》中体现的早期文学思想;《诗经》的艺术风格特色;等等。

     从专题角度考虑,对《诗经》中的文字、音韵、训诂及名物考证,以及校勘、辑佚等,可参照姜亮夫先生编著的《楚辞通诂》,搞一部《诗经通诂》。它的完成,将是历代《诗经》语言文字、名物训诂研究方面集大成的大典,足可泽被百代。

     有了纵横向的系统总结,对《诗经》研究有了全局的、系统的、历史的把握和了解,新世纪的研究如何深入展开,就可以有的放矢地进行了。

二、普及提高

新世纪的《诗经》研究,一方面是系统总结,另一方面则应将眼光放在普及提高上,两者同时并行。

     所谓普及提高,实际上是普及和提高两个路子,但两者相辅相成。

     从普及一路说,到21世纪,《诗经》教学研究工作者仍应将普及工作视为重要内容,因为毕竟一般民众的文化修养水平还不高,中小学生的文化知识水平需要提高,而《诗经》相对来说比中国古代其他诗歌作品在阅读理解上难度要大些,因而适度的诠释鉴赏工作还要做。在这方面,可以打开一些思路,如搞一些图解类的读物。还可结合古诗吟诵活动,在中小学生中搞《诗经》的吟诵,当然要选择一些内容健康、艺术表现力强的作品,如“国风”和“小雅”中的优秀篇目。在中小学语文教科书中适当增加《诗经》篇目,也是普及《诗经》的一个有效途径。

     提高一路,可做的工作更多了,不过,这些工作做起来有一个总体的标准,即:必须严格避免低层次的简单重复,也就是说,《诗经》研究者不要再写别人写过的题目,不要再说别人说过的话。21世纪的《诗经》研究,要做前人没做过的文章,要在20世纪研究的基础上大大提高一步。概括起来,提高的工作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多学科的综合研究。

      虽然从事《诗经》研究的人员,目下主要是文学研究工作者(就中国《诗经》学会成员而言),但从《诗经》本身而言,它实际上是一部包容多种学科知识的上古时代百科全书。对它的研究,如果仅仅停留在文学的层面上是远远不够的,只有从多学科角度做综合性的深入探讨,才能由表及里,由此及彼,获得全方位的理解,并同时解决历来悬而未决的难题。这方面,闻一多先生一系列严谨的考证性论文,运用多学科的知识,对《诗经》作的综合研究探讨,得出的令人惊喜的科学结论,开了《诗经》研究的新生面,这些学科包括传统的训诂学、文字学和现代的民俗学、神话学、宗教学、历史学,以及文化人类学等。但是,毕竟闻先生的研究只是三百篇中的一部分,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我们沿着他的路子继续深入探讨,学科面还可以大大拓宽,如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文化学,天文学,地理学,生物学,考古学,哲学,社会学,等等。

     2、跨文化的比较研究。

     作为中国上古时代的一部诗集,《诗经》在中国本国的文化和文学史上自有其自身的价值和意义,但我们的研究者很少将其放到更宏大广阔的背景下做横向的比较,如果把视野放大放远些,将它置于世界文化与文学史的范围内作横向比较,那么,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诗经》,无论文化价值还是文学价值,都有其独特之处,它足可与世界上古时代其他文明古国的诗歌相媲美;同时,通过这种比较,我们还能获得对人类文化与文学产生发展的宏观认识,知晓文化与文学的产生与发展,并不因民族、地域的差异而表现出不同——这是文化人类学感兴趣的课题。相信21世纪不仅能拓展《诗经》本身的研究领域,而且可以由此得到比较文化与比较文学的收获。

      3、引进西方理论与方法,对《诗经》作新视角下的新探索。

     21世纪是个文化大碰撞大交流的时代,也是文化转型的时代,作为传统文化代表的《诗经》,毫无疑问面临着如何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命力的问题。儒家文化在这个时期,首当其冲的便是如何适应新时代,以其富有价值的一面作文化转型。20世纪末国际上兴起的所谓“新儒学”,某种程度上也即这种转型的表现之一。《诗经》作为儒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面临着这种转型。但是,如何转型,又如何以西方理论与方法,对《诗经》作新的探索,乃是摆在《诗经》研究者面前的重要课题。首先,毫无疑问,必须了解与吃透西方理论与方法,然后在此基础上,才能对《诗经》作大胆解剖,切忌盲目照搬,生吞活剥。在这方面,本世纪末已有学者作了尝试,如运用西方的原型批评理论、意象理论等对《诗经》作诠释。相信只要理解和运用得当,《诗经》研究完全可以打开一个新局面。当然,这当中必须避免那些不着边际、玄而又虚的所谓“解构”“破译”,更要避免新名词新术语的“狂轰滥炸”,以免《诗经》研究误入歧途。

     4、提高学术会议的学术层次与学术性。

     定期召开学术会议,交流研究成果,切磋学术,对于提高学术水平,加强学术联系,有很大益处。国内学术界召开的多次学术会议,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这种学术会议,还需要定期召开,但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无疑应该提高它的学术性,以使学术层次在原有基础上更上一层楼。首先,与会代表必须进行资格审查——按其提交会议论文(或论文提要)的质量,决定其有无与会资格,而不是谁想参加就可参加;其次,会议原则上应让每一位与会代表都有机会宣读自己的论文,以达到交流切磋的目的。代表宣读论文后,必须有专门的评议人对此论文提出意见与质疑,这样的评议人一定是该论文选题方面的专家。评议后,宣读论文的代表还要接受全体与会代表的提问,以形成答辩与争论的空气,使会议的学术气氛大大增浓,小会上不能解决的问题,或引起兴趣的问题,可及时提交大会,以形成更广范围的学术讨论。

三、走向世界

《诗经》产生在中国,《诗经》研究也理所当然地应该兴盛在中国;但是,《诗经》的传播,却不仅仅限于中国范围,它实际上早已跨出了国门,走向了世界;《诗经》研究,也已不仅仅限于中国的学者,它也早已广涉了欧亚美诸国汉学界。这种状况,对于我们今天的中国《诗经》学者来说,无疑是一件好事,它表明中国的文化(及文学作品)已影响到了世界。21世纪面临的课题则是如何在此基础上更前进一步。对此,笔者认为,我们首先应更牢固地树立全球观念,认识到,要提高学术水平,要扩大学术影响,必须面向世界,必须有打破国界的意识。其次,我们也必须清醒认识到,外国的汉学研究也在不断进展,他们的研究成果不乏可资中国学者借鉴者,尤其是日本学者。

如何走向世界?笔者认为,可以有几个途径:其一,向世界介绍《诗经》作品和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包括历代与当代有价值的代表性注本与研究著作),这个工作已经做了,还可以继续做下去;其二,及时翻译介绍外国的《诗经》研究成果,包括学者及其论著;其三,召开国际性会议,邀请对《诗经》研究有造诣的外国学者来中国交流;其四,走出去,到外国去讲授《诗经》和自己的研究心得,参加有关的汉学国际会议,交流研究成果。如果这四个方面都能顺利实现,那么,可以相信,中国的《诗经》研究会再上一个台阶。

    展望未来,前程灿烂,21世纪的《诗经》研究不仅不会衰落,相反,在全体《诗经》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一定会取得比20世纪更为辉煌的成就。

[作者简介]徐志啸,男,1948年生,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外文学比较研究。复旦大学中文系,上海  200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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