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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诗经》学发展原因论析
信息来源:诗经文化网 发布时间:2010年12月13日17:54 文章编辑:晓华

蒙金含

   摘 要:《诗经》作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在汉代的影响深刻而广泛。从景帝时设齐诗的代表人物辕固为博士,到武帝时五经博士的系统设立,《诗经》逐渐发展成自成体系、特色鲜明的一门学科,并且深刻地影响着汉代社会的方方面面。汉代诗经学的极度兴盛,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反秦意识与汉代学术文化思想的解放;统治思想的转变及统治者的提倡;“明经取士”与“利禄之诱”。

  关键词:诗经 反秦意识 博士明经取士 利禄之诱

  一、反秦意识与汉代思想的解放

  秦灭六国,建立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为了巩固中央集权政治,秦始皇便着手对意识形态领域进行规范和约束。秦相李斯认为,战国时期私学兴起、百家争鸣是“天下散乱、莫之能一”的政治局面产物,六国既灭,就应该统一思想,法令一致。李斯给秦始皇提出建议:

  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令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

  秦始皇接受了李斯的这个建议,也因此点燃了焚书之火,而“焚书”的第二年发生了惨烈的“坑儒”事件。当时的术士侯生、卢生奉命求仙药而不得,按秦法,当死罪。二人既恐惧又不满,背地骂了秦始皇一番后逃离咸阳。秦始皇闻讯大怒,说诸生“为妖言以乱黔首”(《史记•秦始皇本纪》)于是,令吏者盘问诸儒生,结果“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于咸阳。”

  要统一思想,弃却儒学,单是“焚书”是不够的,斩草须除根,因此,秦始皇在“焚书”之后,再找一个借口,将儒者也坑灭,尽管不能全部除掉,但至少可以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东汉学者王充在说秦代“欲灭《诗》、《书》,故坑杀其人”(《论衡•语增》),这是很有见地的 。

  秦代高压、恐吓甚至戮杀的政策,造成了学术和思想的压抑,也在士人甚至更为广泛的领域里产生了强烈的反秦意识,随着秦的灭亡、汉的建立,这种士人骨子里的反秦意识便会以强大的力量爆发出来,并最终形成汉代思想文化的大解放的局面。

  汉初统治者汲取亡秦的教训,逐步减轻了秦以来思想、学术上的高压政策。汉高祖和他的布衣臣相们也开始进行反思和选择。法家不能再用,秦亡已说明了一切;对于儒家,他们知之甚少,不敢冒然而用;道家思想的无为而治,高祖用了若干年后也被证明不是汉代的长治久安之策。惠帝时废除挟书令,广收天下书籍,也是为了在更为广阔的范围里进行思想的选择,文景二帝尽管以盛世闻名,但在思想领域的徘徊仍然十分明显。

  为此,武帝在即位的第二年,就连续三次下诏策问“古今之道。”汉代思想和学术也因此迎来了大解放、大爆发的契机。这样一个思想选择、学术解放的机遇面前,博士董仲舒不失时机地向武帝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由于这一改造后的儒家学说有助于神化皇权,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因此很快被武帝所接受。董仲舒的儒家学说杂合了阴阳五行学说、道家、法家等思想,难怪汉宣帝说“汉家自有制度以来,王霸之道杂而用之”。(《汉书·宣帝纪》)

  汉代“独尊儒术”而又包容各家思想的政策不仅符合两汉政治统治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在饱受秦代学术压抑之后,汉代的学术、思想在这样一种较为宽松、自由的氛围里得到了迅速的解放和发展,儒学的发展尤为突出。《诗》作为儒家的必读之书,必研之学,自然也以一种无形的力量向汉代社会各个领域漫延,齐、鲁、韩、毛四家诗的先后繁荣、交替发展就是反秦意识爆发后学术繁荣的典型。

  假如说秦代的学术压抑政策带来一种逆反心理——反秦意识,这种意识不但导致了汉代思想和学术的大解放,而且成为推动汉代儒学特别是《诗经》学向前发展的强大动力。

  二、治国的需要与统治者的提倡

  在中国的封建制度历史上,治国安帮的需要和统治者的喜好、提倡对学术发展具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汉代《诗经》学的繁荣,同样离不开统治者的提倡。

  汉高祖刘邦最初对《诗》、《书》等儒家学说并不感兴趣,曾伴随刘邦左右参与打天下的陆贾,因时常向刘邦推荐《诗》、《书》而挨骂。《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载:

  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

  经过陆贾的反驳,对《诗》、《书》一向鄙视的刘邦虽然有些不高兴,但也觉得有道理,于是转而心平气和地向陆贾讨教治国安民之策。陆贾给高祖的答复,就是那本著名的带有明显张扬儒学倾向的政论著作《新语》。惠帝四年,挟书令被废除,说明此时的皇帝进一步放松了学术政策,文、景之时先后立了韩诗、鲁诗和齐诗博士,武帝时增立五经博士。儒学在统治者那里,由最初的反感、鄙视变成了提倡。应该说,是汉朝皇帝们使儒学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东汉初,作为“中兴之主”的刘秀一开始就明白天下可马上得不可马上治的道理,知道必须文武并用,刚柔相济才能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刘秀在东汉初年便致力于复兴和发展经学。据《后汉书•光武帝纪》记载,建武五年冬十月,刘秀即在洛阳城故开阳门外离皇宫八里处兴起太学,他还积极访求经师,招揽逸士,以兴经学。光武帝刘秀的努力,对东汉经学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后汉书•儒林传•序》云:

  先是四方学士多怀协图书,循逃林蔽,自是不抱负坟策,云会京师。范升、陈元、郑兴、杜林、卫宏、刘昆、恒荣之徒,继踵而集。于是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传授。

  在刘秀的倡导下,东汉初年恢复了五经博士,《诗经》作为一门影响广泛的重要学问,也得到了空前的重视和发展。

  综观两汉,经学的发展和政治的关系十分密切,统治思想的转变、治国安帮的需要和帝王们的喜好、提倡,对《诗经》学的形成和兴盛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三、“明经取士”与“利禄之诱”

  “学而优则仕”,是儒家先圣孔子留给后世读书人的精神动力。几千年来。靠读书走入仕途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发展轨迹。在重视经学教育、学习和研究的汉代社会,通经是读书人入仕的重要桥梁之一。“明经取士”虽然是后人对科举考试制度的概括,但开创明经取士这个先河的,则是汉代,《诗经》研究也在这样的背景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

  汉武帝通晓经学,即位初就以好儒的窦婴为丞相,以田蚡为太尉,以赵绾为御史大夫,这些人都“务隆推儒术,贬道家言,”(《汉书•武帝纪》)而正当武帝寻求治国思想,笼络儒家知识分子的时候,经学大师董仲舒不失时机地献计献策,并一步一步地把儒家学说推上政治→教育→仕途这个轨道上来的。

  首先,董仲舒提出“更化则可善治,”(《汉书•董仲舒传》)这实质上也迎合了汉武帝为全面改制寻求理论基础的迫切愿望。董仲舒同时认为,欲“更化”气则必须“以教化为大务”,(《汉书•董仲舒传》)其核心内容是教育、熏陶臣民,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有学术的自由与开放,实际上也在暗示武帝要全面清除秦以来学术钳制政策的余毒。

  其次,董仲舒建议武帝积极改革,“有为”而治。董的策略是“有为”则必须养士而纳贤,建议武帝“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士”,且要求“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汉书•董仲舒传》),为儒生争取入仕的权利。

  显然,从要求“以教化为大务”到要求“兴太学,置明师”,以及“养士而纳贤”,董仲舒实际上已经很巧妙地把教育、读书、明经、入仕等环节联结起来,明经而后入仕,自此以后便成了儒生们的必由之路、必经之途。班固对此早有评论:“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汉书•董仲舒传》)清人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也指出:

  此汉世明经取士之盛典,亦后世明经取士之权舆。

  《诗经》作为儒家“六艺”之一,从此和士人的政治仕途的关系更加紧密。既然明经可以入仕,而入仕就意味着高官厚禄。对儒生们而言,物质的刺激性和吸引力是难以抗拒的。因此,,儒生们因此有了日夜苦读、皓首穷经精神动力。难怪皮锡瑞感慨说:

  欲兴经学,非导以利禄不可.古今选举人才之法,至此一变,变势之无可如何也。

  在两汉,“明经取士”不是空喊口号,统治者们实实在在地践履了这一点。汉武帝用公孙弘为丞相并封侯,这对众儒生而言,有着极大的号召力,导致“天下学士靡然向风”的局面,而从此以后,“公卿之位,未有不从经术进者”。《汉书•夏侯胜传》云:“士病不能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府拾地芥耳。学术不明,不如归耕。”

  清人唐晏也认为,两汉学术的繁荣,主要就是“利禄之诱。”(皮锡瑞《经学历史》)《诗》作为汉代最早与政治联系起来的经学,在“明经取士”的带动下发展迅速,成就裴然。在两汉,无论齐、鲁、韩、毛各家通《诗》的学者,很多人都取得相当显赫的政治地位。

  综上所述,汉代《诗经》的学习与研究蔚然成风,形成了一门独具特色的经学,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秦代反秦意识的爆发,也有汉代统治者的喜好和提倡,而“明经取士”与“利禄之诱”则成为推动汉代诗经学发展的强大动力。

  

  参考文献:

  [1].《史记•李斯列传》,中华书局,1982.11

  [2].《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82.11

  [3].《汉书•董仲舒传》,中华书局,1962.6

  [4]. ()皮锡瑞著:《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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