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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解读《诗经》
信息来源:诗经文化网 发布时间:2010年12月13日18:8 文章编辑:晓华

牧石

《诗经》成书于公元前1066-541年。它的内容博大丰厚,举凡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外交、重大事件、历史传说、宗教伦理、民风俚俗、爱情婚姻、天文地理、农业发展等等,无不囊括其中,真可谓是一部“百科全书”。作为中国第一部诗集,《诗经》以其丰富的生活内容、广泛的创作题材,向我们展示了殷商社会乃至包含着远古社会的历史风貌。从《诗经》的祭祖诗中,我们看到了殷周祖先创业建国的英雄业绩;从农事诗中,看到了在农业生产中辛勤地劳作地农奴;从战争徭役诗中,看到了仆仆风尘的役夫征人;从卿士大夫政治美刺诗中,看到那些关心国家时政的优秀人物;从婚姻爱情诗中,看到了周人的婚姻习俗;从其他诗篇中,我们也看到周代社会各种各样的民俗风情,等等。可以这样说,《诗经》中的305篇作品,交织成一幅多层次的、多角度的,从多个方面展现殷周社会历史的全景式画卷。它的每篇作品,都潜含着无数的可以张扬的文化内容。它是中国上古文化一部形象化的历史,从远古到周代社会的文化积淀。学者们已从不同角度多有研究,本文拟重点挖掘《诗经》中所反映的自然科学知识。

自然科学知识是随着社会生产的不断发展而逐渐积累的。《诗经》所反映的历史时期其社会的主要生产部门是农业,从《诗经》中我们看到:经过周人长期的经验积累,这一时期人们已经具有了比较科学的农业知识。这表现在:其一是周人已经有了称之为“疆理”的治田方法,在开辟田地时,注意沟洫(田间的水道、沟渠)的建治,懂得根据地形高低、河道方向来划定田界,然后建筑堤坝,挖掘沟渠。《诗经·小雅·信南山》有:“信彼南山,维禹甸之。田匀 田匀原隰,曾孙田之。我疆我理,南东其亩。”“我疆我理”,《毛传》:“疆,画经界也;理,分地理也。”朱熹《诗集序》;“疆者,为之在界也;理者,定其沟、涂也。”是指划定疆界,验明土质;“南东其亩”,是指河水向东流的地方,亩道东西横贯,田亩在小沟的东西方向,河水向北或南流的地方,亩道则改为南北直灌,田亩则在小沟的南面。《大雅·绵》在追述古公亶父迁岐后开辟田地时亦出现“乃左乃右,乃疆乃里,乃宣乃亩”。表明古公亶父领导人们或左或右开地置邑、修理地界、治理土田、疏通沟洫、开沟筑垄。《大雅·公刘》追述公刘迁豳的事迹时曰:“既溥既长,既景乃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然后是“度其隰原,彻田为粮”。《毛传》训“彻”为治,彻田即是治田,开垦土地。此句也说明周人在丈量了洼地和高原之后再治理田亩播种粮食。其二,制造了较为精致的青铜农具。除了木、石制成的耒耜之类的农具外,从考古资料和《周颂·臣工》描写农官督促农夫修缮农具的“命我众人,庤乃钱鎛、奄观銍艾”的诗句可判定钱(今之锄)、鎛(锄一类工具)、銍(短镰)、艾即刈(镰刀)已用于农业生产,而钱、銍 的使用,又表明青铜已用于制做农具。其三,已经具有选种、锄草、施肥的农业常识。《大雅·大田》曰:“大田多稼,既种既戒,既备乃事。以我覃耜,亻叔 载南亩。”朱熹《诗集传》解释:“种,择其种也;戒,饬其具也”,可见周人较注意选择良种。同时,许多鎛、銍的使用可判定人们也非常重视锄地。《小雅·甫田》曰:“或耘或耔,黍稷薿薿。”耘,即锄草;耔是用土培植苗根,施以肥料,这句是讲在田间有的人在锄草,有的人在施肥,只有这样黍米和高梁才会长得茂盛茁壮。《周颂·载芟》有“千耦其耘,徂隰徂畛”,描述了众人在田里、田埂锄草的情景。《周颂·良耜》有“荼寥朽止”,表明人们已认识到杂草沤腐后用这种绿肥来肥田,庄稼就长得茂盛,就会丰收。其四,已经具有防治田间害虫的方法。《小雅•大田》曰:“去其螟螣,及其蟊贼”。毛亨释:“食心曰螟,食叶曰螣,食根曰蟊,食节曰贼。”如何根除虫害呢? 办法就是“秉畀炎火”,把害虫投到火里全部烧死。一千多年后的唐朝宰相姚崇面对泛滥的蝗灾,就采用了这种焚烧害虫的“古之遗法”,而且“且焚且瘗”(《旧唐书·娆崇传》)使“蝗害讫息”。除此而外,从《诗经》中我们也看到其农作物诸如黍、稷、豆、麦、稻、麻等种类显著增加,畜牧业、蚕桑、园艺等也有反映。

    《诗经》中表现了周人具有的天文历法知识。从诗中出现的星宿名称和在天空中的位置,表明这一时期已经形成了在古代天文学上占重要地位的28宿的概念。28宿是我国古代天文学家把黄道,即太阳和月亮所经天区的恒星分成的28个星座。四方各有七宿:东方是角、亢、氐、房、心、尾、萁;北方有斗、牛、女、虚、危、室、壁;西方是奎、娄、胃、昴、毕、觜、参;南方是井、鬼、柳、星、张、翼、轸。《唐风·绸缪》曰:“三星在天”。三星是指一夜之间,由于时间不同,三个星座顺次出现。首章的“绸缪束薪,三星在天”,是指参宿三星;二章的“绸缪束刍,三星在隅”,指心宿三星;末章“绸缪束楚,三星在户”,指河鼓三星。《召南•小星》  有:“嚖彼小星,三五在东”、“嚖彼小星,维参与昴。”王引之《经传释词》认为“三五,举其数也。参,昴,著其名也。”朱熹亦认为:“参、昴,西方二宿之名。”《庸阝风·定之方中》的“定之方中”,朱熹《诗集传》释为:“定,北方之宿,营室星也。此星昏而正中,夏正十月也。于是时可以营制宫室,故谓之营室。”即指十月里营室星分布排列成正方形体。还有“揆之以日”,《毛诗正义》曰:“揆,度也。度日出日入以知东西”。《郑风·女曰鸡鸣》表明人们已知晓“昧旦”之时,“明星有灿”(启明星放光芒)。《豳风·七月》的“七月流火”,其火,是星名,又称大火,属心宿。因为在周代各地存在着几种历法,有夏历、殷历、周历、豳历。此句寓意是:豳历五年黄昏,火星在天空的当中,六月里便向西倾斜,七月里火星向西而下,暑天即将过去。同时,在此诗中还出现了“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这表明周人在历法上的重要改革还是服务于农事活动的,正是为了发展农业。其二,对日食发生和朔日的关系有了较为明确的认识。《小雅·十月之交》曰:“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朔月,谓十月之朔日,即交之日也。”“按当作朔日,朔日,初一日。”“有,通又。”这就是说,在十月日月碰头的初一辛卯,日食又出现了,从此句推断,以往在朔日曾出现日食,而“据古历学家推算,周幽王六年十月初一日食”,“是指公元前77696日的日食”。侯外庐认为:“这个记载,不仅是可以准确考定日期的最早的日食记录,也是当时对日食必须发生在朔日有了了解。”这也就是说明这一时期先民们已认识到日食都发生在农历初一。从“彼月而食,则维其常”看,人们已明白了日食和月食发生时必然是“微”(诗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即天空幽昧不明,这是“则维其常”,也就是正常的事。但这时人们对此现象不能进行科学的解释,认识不到日食的发生是由于月球运行到地球和太阳的中间时,太阳的光被月球挡住,不能射到地面上来的缘故,只认为“不臧”,是灾祸的预兆,所以在诗中用来表达对权贵乱政殃民带来的巨大灾异的愤慨。

    地震是由于地球内部的变动引起的地壳震动,属于现代地球物理学研究的范畴。《小雅·十月之交》描写了“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地震景象,诗中人们将这种自然界的异常变化归结为皇父擅权、褒姒恃宠,人为所致,是由于“天命不彻”而对人们的惩罚。但这一时期毕竟产生了和当时的农业生产知识密切相关的阴阳说,认为天地间有阴、阳二气,它们的流转决定了气候的转移和农作物的生长。气原本蕴藏在地里,冬去春来的时节,气向地上蒸发,农作物出苗生长,气沉滞不能蒸发,农作物就不得繁茂。阴气其性是下降的,阳气性质是上升的。阴阳二气正常流转,气候就风调雨顺,会出现“阴阳序次,风雨时至”,反之,自然界将会发生灾异。周幽王的大夫伯阳父面对《十月之交》描绘的地震现象,利用所掌握的阴阳学原理,力图来解释发生在泾、渭、洛“三川”地区的这次地震,认为“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丞,于是有地震”。力图从带有朴素唯物因素的阴阳说中寻求答案,动摇了将地震的发生归结于“职竞由人”的思想观念。

   《诗经》还表现出当时人们所具有的物候学知识。物候学是研究生物的周期性现象,如候鸟的迁徙、某些动物的冬眠、植物的发芽、开发、结果和气候的关系的科学。虽然《诗经》产生的年代并没有系统的物候学,但是我们仅从《豳风·七月》一诗就可以判定周人已经具有了物候学常识。诗曰:“春日载阳,有鸣仓庚”(春天日子暖洋洋,黄鹏飞来飞去鸣唱)。“爱求柔桑,春日迟迟”,表明到了采摘喂蚕的嫩桑叶时,春天是昼长夜短。还有“七月流火,八月萑苇”(七月火星向西移,八月芦苇正茂畅),“七月鸣鵙,八月载绩”(七月伯劳在叫唱,八月纺麻织布),“四月秀葽,五月鸣蜩,八月其获,十月陨蘀”(四月里远志结了子,五月里来了知了叫。八月里来收谷子,十月里来树叶飘)。“五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人我床下”(五月蚱蜢弹腿跳,六月纺织娘两羽鼓动而飞,七月蟋蚌鸣野地,八月蟋蚌檐下移,九月它在房门口,十月藏匿我床底)。“八月剥枣,十月获稻”(八月枣子熟了,十月里来收水稻),“七月食瓜,八月断壶,九月叔苴,采荼薪樗”(七月里来吃瓜,八月里来割葫芦,九月里来收青麻,苦菜摘来吃,臭椿砍来烧)。“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麦”(九月里修好打谷场,十月把庄稼来收藏,黍米、高粱先后熟,还有豆、麦、稻、麻)。以上向我们描述了不同季节动植物的自然变化,这些描述是非常详细的,在其他诗篇,诸如《唐风·蟋蟀》等诗中亦有反映人们具有的这些知识,对之后出现的以记载某种动植物的习性和活动的《大戴礼•夏小正》和以记述每年农历十二个月的时令、行政及相关事物为主,较《夏小正》更为丰富的《礼记·月令》等较为系统的物候学著作的形成具有很大的影响。

    《诗经》中还有大量地描写草、木、虫、鱼等生物的记载,为此,三国时吴人陆玑还撰有《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书中专门解释《诗经》中草木鸟虫鱼及其古今异名,唐代孔颖达的《毛诗正义》多采此书。明代时毛晋又在吴玑所作《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基础上加以 注释、旁证博引,撰有二卷本《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广要》,资料非常丰富,所记的生物诸如蜉游、熊、罴、虺、螟、螣、蟊、贼、牛、羊、马、蝗、鱼、龟等;植物,,诸如黍、稷、豆、麦、稻、麻、桑、蓷(益母草)、葛藟(野葡萄)、葛、李、荷华、茹芦(茜草)、荼(茅花)、蕑(兰草)、芍药、莫(莫菜)、花椒、杜(赤裳)、苓(甘草)、葑(芜菁)、蒹葭(芦苇)等等,所记动植物多达五六十种,有些生物现已绝种,其中一些植物已在后来的著作中不见了踪影。但这些记载,起码为我们了解西周时期动植物的种类,一些动物和植物的生长习性和生长规律,从而把握周人在这方面所具有的认识水平提供了可靠的研究资料。

    综上所述,可以说,《诗经》中所表现出的自然科学知识较前代有了明显的进步,但也可看出这些已有的自然科学知识还是建立在较为简单的经验观察为主的基础上,带有直观性,缺乏科学的论证,还不能深刻地揭示自然界各种运动形态内在联系的过程性。在很多情况下科学家和宗教神话没有脱离,即使是带有唯物主义因素的阴阳说,也出现了西周时期春初必须举行的“宜气”和“导气”的巫术仪式。但是由农业、天文、历法、地理、物候、生物、植物等方面所反映的自然科学知识标志着科学正在生长发展,它动摇了西周晚期的天命观,并为在自然科学知识发展的基础上而出现的、体现朴素唯物主义观点的阴阳五行学说用阴气和阳气来解释自然界的变化,用金、木、水、火、土五行来说明万物的构成奠定了基础,客观上为人们逐步摆脱宗教思想的束缚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文章来源:中国·河姆渡原创文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