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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玉亭:毛泽东与《诗经》
信息来源:诗经文化网 发布时间:2010年12月14日11:3 文章编辑:晓华

摘要:《诗经》是毛泽东一生喜爱的古典作品。经考证,毛泽东是《诗经》始祖毛苌的后裔。毛泽东从青年到晚年,熟读《诗经》,灵活引用,对《诗经》的有关评论,揭示了《诗经》阐述学的本质规律,提出了诗经学研究的一系列重要课题。这对《诗经》的研究有重大意义。

一、传经世家

毛泽东出生在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一个毛姓农家。毛姓是当地较大的宗族,宗族祠堂悬挂着题为 “传经世家”的匾额。

据中国诗经学会会员、今居浙江衢州的毛苌七十三世后裔毛井根多年考证,湖南湘潭韶山毛氏宗族,与他们浙江衢州的毛氏宗族同奉西汉传授毛《诗》的毛苌为始祖,都自称“传经世家”,毛泽东是毛苌的后裔。

秦末毛亨为避秦祸,携家自山东逃亡到属于赵地的今洒间诗经村,口授《诗训诂传》(毛传)于其侄毛苌。汉兴,河间献王刘德好学修古,征书求贤,聘毛苌为博士,开馆传授《诗经》。汉初传《诗》有鲁、齐、韩、毛多家,唯有毛苌所传于后世,今日所传的《诗经》就是毛苌所传的《毛诗》。毛公的后人在河间诗经村居住到魏晋时代,由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不愿忍受异族的统治,毛氏离乡南迁,其中主支辗转迁至浙江衢州。宋朝时衢州毛氏分出一支迁至江西。元明之际江西毛氏中有人参军平定云南,由明朝封赏在湖南湘潭做官司,在明清数百年间繁衍成韶山冲一带的毛姓宗族。衢州、江西、湘潭三地的毛氏祠堂都悬挂  “传经世家”匾额,他们同出于毛公一系,有宗牒族谱记载始末。

毛泽东去祠堂,常常向族中有藏书的长辈借书。《诗经》是少年毛泽东必读的启蒙读本。

二、读《诗》、引《诗》、用《诗》、论《诗》

据《毛泽东评点古今诗书文章》一书所披露的材料,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青年时代的笔记和文字,证明他熟读《诗经》,喜爱这部诗集,并且时常引用。

1913年,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校读书,1914年他整理课堂笔记《讲堂录》,其中记载:农事不理则不知稼穑之艰难,休其蚕织则不知衣服之所自。《豳风》陈述王业之本,《七月》八章只曲评衣食二字。

这是他学《七月》诗对诗旨的理解。“陈王业”之说,是《诗经》的传统说解,两千年诗经学的不同学派,《毛诗序》、《毛诗正义》、朱熹《诗集传》、方玉润《诗经原始》对这篇诗的解说基本一致。

毛泽东吸取了“王业之本”的传统说解,又简明概括地总结为“《七月》八章只曲评衣食二字”,即洽理天下(王业)要以解决人民衣食问题为根本。这是青年毛泽东读书的心得。1919214毛泽东所写的《湘江评论创刊宣言》更进一步提出这个问题:“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从这光彩照人的文字中,我们看到一个革命家的思想成长,他在接受古代文化中民主成份的基础上,进而接受了世界先进的民主革命思想。

1915年秋天,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他向长沙各学校的学生发出了一份《征友启事》,这份词有 200多字,文中说:“效嘤鸣之求,步将伯之呼”,结尾处引用《诗经•小雅•伐木》中的句子:“樱其呜矣,求其友声。”又,同年 923日,他致肖子升(即萧三)信也说:

近以友不博,则见不广;少年学问寡成,壮岁事功难立,乃发内宣,所以效嘤鸣求友声……表达了殷殷求友、广结良明的心情和诚挚的态度,把生动形象的诗句引用在启事中十分贴切,增强了启事的感染力。

1920年,毛泽东开始共产党的筹建工作,314他写给周士到的信中说:

像吾等长日在外未能略尽奉养之力的人,尤其发生“欲报之德,昊天罔极”之痛。这里引的是《诗经•小雅•蓼莪》中的诗句。

这篇诗的传统注释,都释为“民人劳苦,孝子不得终养父母。”(《诗序》)诗中一个在外服役的人,反复陈述对父母恩情的思念,表述不能在家奉养父母的歉疚之情。

青年毛泽东在书信中多次引用《诗经》的诗句,而且相当贴切,说明他在学生时代是熟读《诗经》的。

到晚年,他仍然熟记其中的篇章。据权延赤著《红墙内外》的记述:1965年毛泽东乘专列去北戴河开会,这天是星期六,专列上的服务员姚淑贤因这次任务不能赴男朋友约会。毛泽东知晓这个情况,用铅笔在一张16开的白纸上写了四句诗赠给姚淑贤。这四句诗是《诗经•郑风•静女》中的成句:

静女其妹,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踌踟。

这四句诗生动地描写了一个小伙子在约会地等待情人的情态,赠给不能赴约的姚淑贤也很贴切。这也可以证明,《诗经》是毛泽东一生喜爱的古典作品,从青年到晚年,他都能熟记成诵,灵活地引用。

毛泽东晚年对《诗经》的评论,有两份记录材料,虽然话语不长,却言简意赅,意义深刻。

1964818,毛泽东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谈话,在谈论哲学问题之外,他又说:司马迁对《诗经》品评很高,说诗三百篇皆古圣贤发愤之所作也。大部分是风诗,是老百姓的民歌。老百姓也是圣贤。“发愤之所为作”,心里没有气,他写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狟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尸位素餐”就是从这里来的。这是怨天,反对统治者的诗。孔夫子也相当民主,男女恋爱的诗他也收。朱熹注为淫奔之诗。其实有的是,有的不是,是借男女写君臣。五代十国时蜀国的韦庄,有一首少年之作,叫《秦妇吟》,是怀念君王的。

这一段评论,包含了文学和诗经学的几个学术理论问题,毛泽东说出自己的看法。

其一、毛泽东肯定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从古人的著述总结出“发愤著书”这一创作理论。总结出这些作者们都是遭遇坎坷,“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说明文学作品是作者与社会发生矛盾的产物。毛泽东的这段评论,表示了对这个创作理论的赞同。他说:“心里没有气,他写诗?”这与西方诗论“愤怒出诗人”,意思是一致的。他引《魏风•伐檀》诗为例,结论说:“这是怨天,反对统治者的诗。”这与孔夫子“兴观群怨”说的“怨”字是一致的,可见毛泽东赞同的正是文学创作的一个基本规律。

其二、毛泽东提出风诗是老百姓的民歌。司马迁说“《诗》三百篇皆圣贤之发愤所为作”,这句话历来很难解,因为《国风》160篇之中有许多怨刺诗、民俗诗、爱情婚姻诗,包括被道学家朱熹之类斥责的淫诗,怎么能说是“圣贤所为作”呢?毛泽东用四两拨千斤的笔法说:“老百姓也是圣贤”,这样就讲通了。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最流行也最权威的解说称《国风》是劳动人民的民歌,乃至“奴隶的反抗之歌”;毛泽东说是“老百姓的民歌”,不专指劳动人民,涵盖就广了。老百姓就是民众,《国风》的作者包括当时社会各阶层的群众,从不在朝做官的小贵族、自由民到农夫走卒。这个说法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其三、关于孔子编订《诗经》的问题,毛泽东对孔子选编的思想作了一些肯定。他说:“孔夫子也相当民生,男女恋爱的诗他也收。”再结合上文,孔夫子也收了“怨天,反对统治者的诗。”不也是民主吗?毛泽东在这里说的“民主”,当然不是现代的政治概念,只是说孔子不是封建礼教脑瓜,不反对男女恋爱,也同情老百姓反对“尸位素餐”的统治者。其实在孔子时代,还没有男女严防的礼教,上巳节男女相会,“奔者不禁”。《国风》的诗是那个时代的反映,编选这样的诗而且配乐,是为了“观风俗,知民情”,是孔子“兴观群怨”的观字。反对害民、虐民的统治者,是孔子仁政思想的核心,编选这样的诗篇能够对统治者起到警戒作用。

其四、所谓“淫诗”的问题,很显然,毛泽东不同意朱熹的注说。朱熹的《诗集传》把《国风》中男女欢爱之诗称为“淫奔之诗”,他的再传弟子王柏更进一步统称为“淫诗”,抡起板斧从《诗经》中删除。这是在宋代兴起的封建礼教作怪。毛泽东说“其实有的是,有的不是,是借男女写君臣,别有寄托。”毛泽东抄录的《静女》这篇诗,被朱熹指责“淫奔”,是被王柏要砍掉的“淫诗”,毛泽东抄下来送给恋爱中的青年,可见他是喜爱这篇作品的。

毛泽东上面的评论,还使我们看到我们研究的薄弱环节。

毛泽东在引用《伐檀》的诗句“彼君子兮不素餐兮”之后说:“尸位素餐”就是从这里来的。《诗经》中的某些意象化用为成语,为数不少,而且还有一些诗句或固定词组在后世用为成语。初步统计,从《诗经》中流传下来的成语,约有200多条至300条,尚无人进一步认真的统计和研究。再者,《诗经》中常常运用借喻这一艺术手法,从《诗经》看,是有以男女供借君臣或别有所指的,在楚辞、汉乐府、唐诗中都有,毛泽东还具体地指出韦庄的《秦妇吟》。《诗经》是中国诗歌的源头,它的艺术经验十分丰富,对后世诗歌产生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在这一方面,我们还缺少具体的研究。

1973717,毛泽东会见美籍华裔科学家杨振宁博士,在谈话中说到《诗经》的历代注疏和“诗无达诂”的问题。他说:《诗经》,是两千多年以前的诗歌,后来做注释,时代已经变了,意义已不一样。这或许是“诗无达估”的意思吧!

毛泽东这段评论,提出了《诗经》阐释学的一个大问题:由于时代不同,人们对许多作品的意义会有不同的理解,从而做出不同的阐释。

“诗无达诂”,本来是西汉董仲舒《春秋繁露》中的一句话。毛泽东学《诗经》是读过各家注释的,他注意到由于时代变化而产生不同解释,这是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当然,诗没有共同的解释,还有接受美学上的原因,即对诗的意象,不同环境、经历、教养的人可能产生不同的领会。所以在同一个时代,也允许诗有别解。

三、对《诗经》艺术经验的借鉴与革新

毛泽东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他的诗词气势宏大,艺术纯熟,继承了中国古典诗歌优良的艺术传统,其中,他也明确地表明对《诗经》艺术经验的借鉴和革新。

1957年毛泽东为《诗刊》题词,他的题词是“诗言志”三个字。这三个字初见于《尚书•尧典》:“诗言志,歌永言,律和声。”何谓“志”?郑玄注:“诗所以言人之志,意也。”《史记•五帝本纪》引作“诗言意”。“意”,即怀抱,情感等心灵的活动。诗就是把内心的思想感情通过生动的语言形式表现出来。我国文学艺术发展初期给“诗”下的这个最早的定义,在先秦诸子著述中被普遍认同,如《庄子•天下篇》:“诗以道志。”《荀子•儒效篇》:“诗言是其志也。”《左传•襄公十七年》:“诗以言志。”这个简单的定义,的确抓住了诗的本质特征,为后世文学理论所继承,所以朱自清称它是中国古代诗论的“开山的纲领”。

毛泽东的诗词全是言志的,而且以其光彩灿烂的创作为“诗言志”赋予了新的内涵,即他用诗词抒无产阶级革命之情,言无产阶级革命之志。把这个纲领用作《诗刊》的题词,是对我国社会主义诗歌创作的普遍要求。

我国诗经学的“六义”:风、雅、颂是《诗经》的三种诗体,赋、比、兴是《诗经》的三种艺术表现方法。古人从《诗经》305篇艺术经验中总结出这三种表现方法,为中国两千多年的诗歌创作所继承和发展。初唐的诗歌革新运动把《诗经》的艺术经验总结为“风雅比兴”,高举这面旗帜,引导了唐诗的繁荣发展。整部诗史证明,任何时代继承和发展这个传统,就出好诗、出大诗人,诗歌就繁荣昌盛。

毛泽东19657月在与陈毅元帅谈诗的一封信中说: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兴是不能不用的。赋也可以用,如杜甫之《北征》,可谓“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然其中也有比、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

毛泽东谈论赋、比、兴,虽是分别引自朱熹在《诗集传》中所作的《葛覃》、《螽斯》、《关睢》三诗的解说,但却有他独创的见解:

其一、从形象思维的角度,认为赋、比、兴三者是不能不用的表现方法。要用形象思维,就必须用比兴,不然,大白话没有形象、意蕴,便不成为诗。

其二、赋之用,是在铺陈直叙中运用包括比兴在内各种修辞技巧,如《北征》就是赋体,但并不直白。

其三、他主张赋、比、兴酌而用之,因三者各有特长,各有各的用途;这个观点与南朝•梁•锺嵘《诗品序》所言是一致的: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千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若专用比、兴,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若但用赋体,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鞠蔓之累矣。锺嵘指出,若只用比、兴,含义隐晦难明,文字不能流畅易晓;又如刘勰所说:“明而未融,故发注而后见”,一首诗如要多处加注才能让人明白,那太难读了,也就不易传播。但是若专用赋,则容易产生平直散漫,或者文繁意少,淡然寡味。从锺嵘到毛泽东,都主张赋、比、兴三者酌而用之。毛泽东的诗词就是赋、比、兴酌而用之的。

《诗经》是中国诗歌的源头,它的“诗言志”、“兴、观、群、怨”论和赋、比、兴,是它的艺术传统。毛泽东诗词是这些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他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与时俱进,抒革命之情志,创造了充满新的时代精神的光辉诗篇。他赋、比、兴并用,以当代自然畅晓的语言,创作了意象飞动、韵味深长、含蕴无穷又气势磅衡的诗词,达到艺术的高超境界。

    毛泽东是我们继承《诗经》以来古典诗歌艺术的典范,是当代中国诗人应该学习的典范。

本文来源共同理想新浪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