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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中国诗歌的伟大自觉
信息来源:诗经文化网 发布时间:2010年12月14日11:20 文章编辑:晓华

陈一平

学术界关于中国诗歌自觉时代的认识往往裹挟在魏晋文学自觉的成说之中。笔者以为,这一观点尚欠圆通。应该说,早在先秦,中国诗歌便已实现伟大自觉,而《诗经》就是其主要标志。 

    一、华夏古歌之集成 

    与西方相比,中国文化有着特殊的发展形态,进入文明社会后,没有走 上主客二分、工具理性独尊的道路,故诗性意绪长期影响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这就使中国古人对诗特别敏感,并较早地触摸到了诗的本质。诗情植根于中华民族的骨髓之中,这也是诗在各种文学样式中最早成熟的根本原因。 

商周两代构建成熟的汉字体系,是诗自觉的扎实根基。汉字的源头可追溯到6000年前,至商周甲骨文,汉字体系宣告构建完成。文字出现结束了口耳相传的谣歌阶段,升华诗性,拓展思维,敞显诗国繁荣一片新天。汉字具有象形摹声,意绪互渗的功能,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中国诗歌形成重视意象意境,追求平仄对仗、炼字锻句的民族特色,皆受惠于汉字的特质。《诗经》是第一次文字形式的诗歌结集,完成了由谣到诗的历史转折。 

    上古部落歌唱不绝的口传诗作,是诗自觉的前期积淀。文字产生前口传诗作通常称为歌谣,作为诗的原生态,既是人类对宇宙生命本真的体悟方式,也是语言的一种表达形式,尤其可视作一方姹紫嫣红的始在家园。从《弹歌》、《击壤》到《蜡辞》、《南风》,虽因其邈远而真伪难辨,但上古各部落有大量歌谣广泛流传则是不争的事实。这些古歌的宇宙观念,生命意识,为后世诗歌提供了丰富的滋养;而讲究节奏韵律、整齐复沓的形式,又促进了诗歌艺术特征的形成和文体的成熟。《诗经》正是原始诗歌经过漫长历史积淀的产物,是对古歌继承基础上的新变。

二、古代诗艺之典范 

《诗经》之前的原始歌大都与先民祭祀天地鬼神、祖宗社稷活动有关。商周迭代带来了从神本到人本的文化大裂变,促使诗歌从原生态向文学态转型,逐步摆脱鬼神的桎梏,关注现实社会,关注人的感受,关注人的命运。《诗经》中许多诗歌的作者抒发处在社会大裂变时期痛苦惶惑的心理感受,对曾经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天神提出怀疑和质问,与后来屈原《天问》如出一辙。《诗经》开拓了一条由宗教信仰转变为人文理性的思考方向,意味着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中国诗歌总体上是一种关注现世的诗歌,中国诗歌精神是一种人本精神。这一特质正是由《诗经》确立的。《诗经》作者开始认识到诗的文学特质,这是与人的自我意识觉醒同步的文学觉醒,既是诗性转型的标志,也是诗歌自觉的重要表现。 

《诗经》遗存浓郁的远古风俗,传译鲜活的当世现实。就时间而论,纵深远不止现今一般教科书所说的五百余年。《诗经》飘溢着地域特征迥异的国风土调,交响出王朝泱泱气象的王畿雅音,就空间而论,范围超越了原始歌谣的部落局限。《诗经》既有政治精英踌躇满志的激情迸发,又有仕途倦客的愁思怨叹,中国诗歌第一次真切细腻地披露士大夫丰富复杂的情感世界。《诗经》既有歌者对外在世界的敏锐反应,又有诗人对自我内心的透彻审视。听当朝权贵的权力话语,饮食男女的欢歌悲吟;阅人情百态,世事炎凉。中国诗歌第一次独立的登台亮相就以其卓越表现力赢得满堂彩。自此,诗人以抒情为主,骚客推风雅当家。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共赏,庙堂肃穆古乐与桑野荡情新声同奏,正是《诗经》确立了中国诗歌的这一特性。 

从作品的角度看,《诗经》已是技艺精湛的诗歌艺术。被称为中国诗歌正体的四言体式,由《诗经》定型,《诗经》成为后世四言诗的范本。与音乐结合的重章叠句的格式,在《诗经》中已臻妙境,并直接影响后世的乐府、曲辞。《诗经》风雅颂的体例,赋比兴的手法,叙事、抒情、描写结合的构思,丰富的作辞技巧,为中国诗歌艺术大厦奠定了坚实的基石。至于《生民》写史实,《伐檀》诉怨愤,《节南山》讽时政,《关睢》、《蒹葭》述爱情,《小戎》、《东山》状战争,《七月》叙农事,《氓》哀弃妇,皆揭示了诗歌乃至整个文学永恒的主题,其思想之深刻,艺术之成熟,堪称经典。 

    三、中国诗论之肇始 

我国诗论的两大支柱——言志说、缘情说,皆自《诗经》发端。朱自清《诗言志辨》统计《诗经》有12处较明确提及作诗目的。维是褊心,是以为刺(《葛屦》)、夫也不良,歌以讯之(《墓门》)云云,皆说明作诗目的是言志。人们常引用《尚书·尧典》诗言志作为我国诗论开山的纲领。但其成书当在《诗经》之后。《左传》、《庄子》、《荀子》等著作中善于诗言志的论述,也应该说是对《诗经》的一种解读。 

《诗经》中也可听到缘情说的先声。《四牡》是用作歌,将母来谂、《四月》君子作歌,维以告哀,已表达了作诗抒情的观点。由于儒家诗学强调言志,故《诗经》作诗抒情的观念隐而不彰。而后屈原《离骚》的发愤抒情、陆机《文赋》明确提出诗缘情而绮靡,皆与《诗经》一脉相承。

《诗经》的诗歌观念直接影响了先秦儒家诗论。孔子诗学的基本内容大都与《诗经》有关。不论是《论语》所记载的不学诗无以言、兴观群怨、思无邪,还是楚简《诗论》的诗亡隐志,乐亡隐情,都可说明孔子是在学习、研究、整理《诗经》的过程中,逐渐形成自己的诗歌理论。没有《诗经》,也就没有孔子诗论。甚至可以说,没有《诗经》,也就没有中国古代诗论。 

总之,《诗经》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中国诗歌的性质、基本形态、诗歌观念和发展方向,甚至成为中国诗歌艺术不可逾越的高峰。《诗经》当之无愧地是中国诗歌的伟大自觉。我们指出这一点,既是对诗歌史的重新标定,也是对中国诗歌深层研究的自我鞭策。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

文章来源:广西大学雨无声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