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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西周时期的道德教化及其历史影响
信息来源:诗经文化网 发布时间:2010年12月14日11:52 文章编辑:晓华

周斌  陈延斌

(徐州师范大学  伦理学与德育研究中心,江苏徐州 221116

[摘要] “以德配天”的天人论思想,以及“明德慎罚”的主张,是西周时期实施道德教化的理论前提和宗旨。从内容上看,这一时期的道德教化主要包括政德教化、王室教化和民众教化,其教化内容、方式与体制也各具特色,这对我国儒家德教思想、传统治国方略和蒙养教育等优良传统的形成和家训演进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西周 道德教化 政德教化 王室教化 民众教化 明德慎罚

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西周时期初步形成了注重道德教化、施行德治的传统,被认为是博大精深的儒家思想文化之源。西周政治家们创立了“以德配天”的天人论,提出“明德慎罚”、“敬德保民”、“以德化民”的思想,并将其应用于具体的治国实践之中,这些理论与实践,不仅促进了西周社会的良性发展,而且对我国社会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仅就此作些探讨。

一、西周道德教化的基础与宗旨

1.“以德配天”、“敬德保民”: 西周道德教化的理论前提。

殷朝大邦素以天命自居,但其落败于周人之手。对此,西周统治者认为一方面是天之使然,“天閟毖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极卒宁王图事。”(《尚书·大诰》) “呜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尚书·召诰》) “肆尔多士!非我小国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乱,弼我,我其敢求位?”(《尚书·多士》)可见,周人对天之权威亦笃信不疑。另一方面,周人又认为天命是变化的,其原因在于“德”之有无。即“天命靡常”(《诗经·文王》),唯有“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尚书·多方》),方能遵循上天之命,替天行政。所谓“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尚书·蔡仲之命》) “‘天不可信’,我道惟宁王德延,天不庸释于文王受命。”(《尚书·君奭》)天命并非固定不变,只有把文王的美德加以推广,上天就不会废弃文王所接受的福命。《尚书·召诰》记载,周公以夏、殷接受天命而立国,却因失德而丧国,以及自己的祖先因为德行赢得了天帝的信任而立国的经验教训,告诫成王要崇尚德政,以德行事,以求得永保天命。周人将是否有“德”、德是否符合上天的要求视为国家兴亡的准则,即所谓“以德配天”。“惟不敬厥德”是殷朝灭亡的根本原因;而能修明其德以德天命恰恰是周起而代殷的根本原因!

西周统治者所说的“德”,基本内涵除了“敬德”或“敬天”之外,还有“保民”、“孝祖”之意。尤其是“保民”思想,它是进行社会道德教化的理论前提。因为只有“保民”,百姓安居乐业,统治者才能获得崇高的德行,其政德才能“配天”,得到天的认可。这样,“保民”思想为 “明德慎罚”、 以德化民的德教政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以德化民”、“明德慎罚”: 西周道德教化的宗旨。

周人之德,源于配天,有学者将其德释为“内得于己,外得于人,上得于天也”[1]P59),这不无道理。周人以为,以德配天必须敬德、明德。“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尚书·召诰》),“无念尔祖,事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诗经·周颂·文王之命》)可见,周人视“德”为治天下之本,因而对其敬而有加。明德,作“崇德”解,如《左传·成公二年》:“明德,务崇之之谓也。”即是崇尚德教,要求统治者以身率人,以德化民。西周时期的文王,是施行德治的典范,这在文献中记载颇多。《尚书·康诰》曰:“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惟乃不显考文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士。”

周之所以取殷而代之,归功于文王实行道德教化的政策。文王教化的首要内容是“明德”,“罚”只是“明德”的补充和配合,故曰“慎罚”。《左传·成公二年》引《周书》话说:“明德慎罚,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慎罚”,即明德于天下,慎重用刑。看待臣民犯罪,如同自己生了病一样;保护臣民,“若保赤子”,(《尚书·康诰》)因此要切记“罔厉杀人”。事实的确如此。《尚书·多士》记载,周公东征平武庚之叛后,并未对殷民实施杀戮,而将其迁至下都成周,以晓之以理,施行教化,使之弃恶从善,安居乐业。此外,武王建周后,对异邦也做“慎罚”之思,“王乃昭德之致于异姓之邦,无替厥服。德之所致,谓远夷之贡,以分赐异姓诸侯,使无废其职。分宝玉于伯叔之国,时庸展亲。以宝玉分同姓之国,是用诚信其亲亲之道。”(《尚书正义·卷十三》)

可以说,周人“以德配天”的天人论思想将治国之道由天命转向人事,凸现了敬德、明德在稳固政权、治理天下中的重要地位。从“以德配天”的思想出发,周人把以德化民、明德慎罚作为社会教化的宗旨。

二、西周道德教化的内容、方式与制度

如前文所述,西周时期的道德教化以“明德”为先,要求“惟公德明光于天下。”(《尚书·洛诰》)“明德”之目的在于实施道德教化,以使天下之民臣服。从内容来看,西周时期的道德教化包括政德教化、王室教化和民众教化。

(一)政德教化

周朝统治者以为,要做到为政以德,首先要求统治者自身加强道德修养,以实现敬德保民,惠民安民的政治。从“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见”(《尚书·康诰》)及“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尚书·酒诰》)等反映西周天人思想的论述不难发现,天命须随人愿,只有敬德保民,惠民安民,才能实行德政,永保天命。《尚书·梓材》载,周公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指出,“欲至于万年,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后嗣子孙必须保民、惠民才能永保天命。在该篇中,周公还指出保民、惠民是自古以来的习惯做法,殷商灭亡的原因就在于商纣王不知保民、惠民,导致民怨沸腾,天命转移。“弗惟得馨香祀,登闻于天,诞惟民怨,庶群自酒,腥闻在上,故天降丧于殷。罔爱于殷,惟逸。”(《尚书·酒诰》)

周的统治者们强调,国王应该成为臣民效法的楷模,所谓“王配于京,世德作求”(《诗·大雅·文王之什·下武》)。召公指出“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显。” (《周书·召诰》)假如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的品德是高尚的,那么老百姓便会学习效仿,从而将王的道德发扬光大。

那么,统治者的为政道德有那些要求呢?西周统治者在对为政者道德教化的实践中,首先强调怀有恭敬畏惧之心,谨慎处理政事,小心翼翼地处理好与劳动大众、其他被征服、被统治种族的关系。其次,强调要施爱惠于百姓和鳏寡孤独,即“惠爱庶民”、“惠鲜鳏寡”。再次,强调无逸节性,即节制性情欲望,不骄奢淫逸。周初的统治者以殷纣王“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故天将丧于殷”(《尚书·酒诰》)的教训,告诫为政者勤政事、勿贪逸。周公劝导同母弟弟康叔要勤于国事,勿贪逸乐。“无逸节性”最为基本的要求是勤俭。“勤”,即勤于王事,勤于政务。周公甚至将勤作为政德教化的核心内容,他说“天亦惟用勤毖我民”。周公以文王是勤的典范而反复推崇,要求后嗣子孙效法践行。《诗经·大雅·大明》也赞扬武王勤政爱民的行为:“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难忱斯,不易维王。” 周公更是要求成王戒逸乐,恤百姓。他教诫成王:“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乃谚,则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劳稼穑,厥子乃不知稼穑之艰难,乃谚。既诞,否则侮厥父母曰:‘昔人之无闻知。’”(《尚书·立政》)这里,周公用种庄稼的艰辛比喻先祖创业不易,要成王关心百姓疾苦,勤于王政。

另外,西周时期政德教化的对象还包括诸侯国群臣。周公归政成王后,淮夷和奄国发动叛乱。《尚书·多方》载,成王亲自出征平叛,灭奄回到镐京后,各国诸候都来朝见,周公代替成王训话,以夏桀暴政而亡为前车之鉴,告诫诸侯国群臣要敬德保民,不可昏昏不闻。成王也勉励他们和睦相处,兢兢业业,“自作不和,尔惟和哉;尔室不睦,尔惟和哉;尔邑克明,尔惟克勤乃事。尔尚不忌于凶德,亦则以穆穆在乃位,克阅于乃邑谋介。”(《尚书·多方》)

(二)王室教化

王室教化是西周时期独具特色的教育,对于继任者形成德才兼备的高尚品质起了重要作用。

第一,王室教化的内容。

上文的为政道德教化是以培养最高统治人才的王室教化的重要内容,鉴于这方面前已述及,这里仅就其胎教正本的慎始教育作些阐述。

周人极为注重未成年人品德教育的“蒙以养正”,而胎教正是最早的“慎始”教育,是“立教之本原”,故而更为重视。刘向《烈女传·母仪传》的《周室三母》章记载了西周时王季、周文王、周武王三位帝王之母太姜、太任、太姒对他们进行胎教和蒙养教育,使得他们成为“明圣”之君的事迹:周文王的母亲怀孕期间 “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敖言”,所以“文王生而明圣”;“周后妃妊成王于身,立而不跛(跛谓倾斜),坐而不差,笑而不喧,独处而不倨,虽怒而不詈,胎教之谓也。”(《烈女传·周室三母》)《列女传·母仪传》除了提出孕妇不视邪色,不听淫声之外,还规定她必须“夜则令瞽诵诗,道正事”,接受良好的文化熏陶。王室子弟出生之后,更是注重选择具有高尚道德人品和丰富学识的仁孝贤哲为师,对他们及早进行教化。例如,《烈女传·周室三母》记载成王出生以后受到的“慎始”、“养正”教育是:“成王生,仁者养之,孝者襁之。四贤傍之。”

第二,王室教化的方式。

——设室养孺。西周统治者为了培养品德、知识合格的继承人,专门为太子和各诸侯国君的世子设立了教养机构——“孺子室”。规定太子、世子出生三日后送入此室,开始接受婴幼儿时期的悉心教养。杜佑《通典》卷六十八中记载了孺子室中选择教养者的标准,“异为孺子室于宫中,择于诸母与可者,必求其宽裕、慈惠、温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为子师;其次为慈母,其次为保母,皆居子室,此人君养子之礼也。” 此外,该卷还明确了诸母的职责,“诸母,众妾也。可者,傅御之属也。子师,教示以善道者。慈母,知其嗜欲者。保母,安其居处者。士妻食乳之而已。他人无事不往。为儿精气微弱,将惊动也”。可以说,通过设立“孺子室”来施以王室教化,是与胎教正本紧密相随的重要教化方式,反映了西周统治者的远见卓识。“孺子室”也是我国古代第一个婴儿教养机构。

——自我省察。周人强调自我修养教化在古籍中多有提及。《尚书·康诰》记载,周公要求王室成员 “康乃心,顾乃德”,经常采用自我省察的方法加强自我修养。他指出:“今惟民不静,未戾厥心,迪屡未同,爽惟天其罚殛我,我其不怨厥。”周公还以历史经验教训告诫各级官员:“丕惟日尔克永观省,作稽中德,尔尚克羞馈祀。”(《尚书·酒诰》)要求他们时刻以“中德”作为参照标准,反省自己、检讨自己。恭王、懿王之际的《师望鼎》对此也有记载。师望鼎铭文称:“大师小子师望曰:丕显皇考宫公,穆穆克明厥心,哲厥德,用辟于先王。”即是通过对内心的观省和修明,以求德行纯正。

——铭文训诫。武王继位时,其子姬诵(后为成王)尚幼,无法教以君道,为传位万世,便将自己的心迹以格言形式铭刻于器物之上,使他长大后接受训诫。《大戴礼记》卷六详细记载了武王铭文的训诫内容:其席(席位)前左、右端与后左、右端依次铭曰:“安乐必敬”;“无行可悔”;“一反一侧,亦不可忘”;“所监不远,视迩所代。”其几(小桌、几案)、镜、盘分别铭曰:“皇皇惟敬,口生,(通诟,耻辱)口戕(戕谓害)口”;“见尔前,虑尔后”;“与其溺于人,宁溺于渊。溺于渊犹可游也,溺于人不可救也。”其楹、杖、带、牖依次铭曰:“毋曰胡残,其祸将然;毋曰胡害,其祸将大;毋曰胡份,其祸将长。”“恶乎危,于忿心;恶乎道,于嗜欲;恶乎相忘,于富贵。”“火灭修容,慎戒必恭,恭则寿。”“随天时,地之财。敬祀皇天,敬以天时。其弓、矛则铭曰:“屈伸之义,废兴之过,无忘自过”;“造矛造矛,少间弗忍,终身之羞。矛一人所闻,以戒子孙。”武王这些铭文的主要精神,就是要子孙以殷商的衰败为鉴戒,做到依道而行;敬谨谦恭;忍忿制欲;瞻前顾后;伸屈兴废,修身省过;慎言语,免招辱;毋残害,杜祸患,从而永保周室。[2]P53

第三,王室教化的制度保证。

师、保、傅教育,是王室教化的重要制度保证。师、保、傅是西周时期为实施周太子教化而设的三公之职,《大戴礼记·保傅》载:“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为太保,周公为太傅,太公为太师。保,保其身体;傅,傅其德义;师,导其教顺,此三公之职也。”具体来讲,师之教包括“三德”和“三行”,即《周礼·地官·司徒》所记载的“至德”、敏德”和“孝德”以及“孝行”、友行”和“顺行”。在《礼记·文王世子》中,论及了保、傅之教的功能以及师、保、傅的衔接关系,“立大傅、少傅以养之,欲知其父子君臣之道也。大傅审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观大傅之德行而审喻之。大傅在前,少傅在后;入则有保,出则有师,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师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辅翼之而归诸道者也。”就教化实施的策略而言,傅之教侧重于耳濡目染之效,“逐去邪人,不使见恶行。于是比选天下端士孝悌闲博有道术者,以辅翼之,使之与太子居处出入;故太子乃目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左视右视,前后皆正人。”(《大戴礼记·保傅》)

(三)民众教化

民众教化是西周统治者同样关注的问题。对以德化民,西周诸王都十分重视,尤其是周公。他从天人论角度强调了民众教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指出:“今惟民不静,未戾厥心,迪屡未同,奭惟天罚殛我。”(《尚书·康诰》)因此,周公认为“彝教”是治国平天下不可缺少的政教活动而大力提倡。所谓彝教,就是对庶民百姓经常进行的德行规范教育,也就是古人所说的化民成俗的教化活动。《尚书》中各种“诰”,不少就是周公所著的训俗文件。周公训俗,尤其重视行为规范的教育。他认为庶民若能按规范行事,天下就太平了。这就是所谓“好是懿德”(《诗经·大雅·烝民》)

周公还亲自制礼作乐,将礼仪式制度、道德规范固定下来,用以调节贵族之间、百姓之间、官民之间的道德关系,这就是由他制定或对夏商以来礼乐进行增删、修改而成的《周礼》。从内容看,该书的礼教涵盖了社会教化的各个方面,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礼记·中庸》)之称。其中,六德、六行、六艺是具体的教化内容,《周礼》载:“大司徒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 通过“修六礼以节民性,明七教以兴民德”(《礼记·王制》),以达到“君子尚能而让其下,小人农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礼”(《左传·襄公十三年》)的效果。此外,还要能“立爱自亲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长始,教民顺也。教以慈睦,而民贵有亲;教民敬长,而民贵用命。教以事亲,顺从听命”(《礼记·祭仪》)。

《史记·周鲁公世家》记载了周公对以礼正俗的教化经验所作的总结:“礼行之于上,化而为风;民习之于下,变而为俗。”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也评价说,“周之制度典礼,实皆为道德而设”。实践证明,西周时期的社会教化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尚书大传·大诰》载:“周公居摄,六年制礼作乐,天下太平。”

周的统治者施行民众教化,最主要的内容就是“孝道”教化。“孝”作为重要的伦理道德规范,是西周礼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孝道教化是民众道德教化的基石。孝与德相通,即如《诗经·大雅》所说“有孝有德”。西周时期的孝观念的主要涵义是:慈惠爱亲,敬养长辈,追孝先人,承继其业等。如:“慈惠爱亲曰孝”(《逸周书·谥法》);“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尚书·酒诰》);“孝德,尊祖爱亲,守其所以生者也”(《周礼·师氏》)。

除了孝道教化之外,对民众的道德教化还包括调整朋友、兄弟关系以及涉及性别道德修养等内容。在周人看来,“友”是与孝一般重要的规范。《尚书·康诰》云:“元恶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天惟与我,民彝大泯乱。”大意是说大恶如不孝不友,则天赐人伦招致混乱。可见,“友”在西周人伦关系中居于极其重要的地位。周人认为朋友之间伦理关系的基本要求是,应该做到同舟共济,“惠而好我,携手同行”(《邺风·北风》)。《尚书·康诰》还提出要教育民众种地的好好劳动耕作,做生意的人要认真经商。该篇还要求人们不要做“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的事。(《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西周时期还对不同性别的人规定了相应的品德、形象等修养标准,这在《诗经》中多有反映。例如,女子要诚实善良,性情豁达,温柔贤惠,做事谨慎。“仲氏任只,其心塞渊。终温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则勖寡人”(《邺风·燕燕》)。男子品德则应仁爱、豪爽、勇敢。“洵美且仁”、“洵美且好”、“洵美且武”(《郑风·叔于田》)。另外,同辈之间的交往要做到长幼有序,兄友弟恭。如《郑风·将仲子》提及妹妹对兄长之敬就说:“岂敢爱之?畏我诸兄。”

此外,西周还对整个青少年时期的德育教育作了规定,将道德教化从幼儿抓起。据《礼记·内则第十二》载:“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丝。六年,教之数与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门户及即席饮食,必后长者,始教之让。九年,教之数日。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学书计,衣不帛襦裤,礼帅初,朝夕学幼仪,请肄简谅。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成童舞象,学射御。二十而冠,始学礼。可以衣裘,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学不教,内而不出。” 按年龄和接受能力,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地进行文化知识和道德礼仪教育,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提高自身素质。

西周社会教化的实施体制是官师合一。西周时期,各级官员是实施社会民众教化的主体。教化的内容主要是“六德”、“六艺”等。除专职教育的官员外,其他官员也必须承担民众教化的责任,从而使官员同时兼有教育者的身份,形成官师合一的教化体制。[3]这一教化体制拓宽了道德教育的领域,有助于全面提高民众整体的思想道德素质。

三、西周时期的道德教化对后世的影响

    西周时期的政德教化、王室教化和民众教化,对我国此后数千年的政治、教育等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其中,对儒家德教思想、后世治国方略以及蒙以养正优良德育传统的形成和发展的影响尤为显著。

1.对儒家德教思想的影响:“善政不如善教”。

儒家之道德思想禀承于周。就道德教化而言,西周统治者特别是周公对孔孟所代表的儒家思想的影响十分巨大。孔子赞曰:“周公之才之美”(《论语·泰伯》);“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甚至慨叹:“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足见孔子对周公思想景仰之甚。孔子一生都以复兴、弘扬周礼为己任,认为“克己复礼为仁”。这些思想在孔子和儒家其他代表人物的言论中都有体现,充分反映了儒家对西周时期民众教化的推崇和通过道德教化达到社会治理目的的重视!

受西周社会教化思想的影响,儒家将德育作为人才教育的首要任务。孔子培养学生就把道德教化作为最基本的教育内容,儒家经典文献《大学》也开宗明义提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与培养人才的德育思想相联系,儒家进一步认为,道德教化从治本入手,是实施善治的前提和基础。譬如,孟子就发展了孔子的思想,提出了“仁政”学说,认为“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因此,“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上》)荀子从“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的性恶论观点出发,认为善得益于后天之教化,“不教,无以理民性”(《荀子·大略》)。与荀子相似,汉代陆贾也认为非教而不能成善,“夫法令所以诛恶,非所以劝善。故曾闵之孝,夷齐之廉,岂畏死而为之哉?教化之所致也。”(《新语·无为》)董仲舒则认为秦之亡国,是缺乏道德教化所致,因此他说:“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举贤良对策一》)。进而,他从自己的性三品论出发,认为中民之性只有通过教化,才能使其“善”从潜在性转化为现实性,“中民之性,如茧如卵。卵待复二十日而后能为雏,茧待缲以绾汤而后能为丝,性待渐于教训而后能为善。善,教训之所然也,非质朴之所能至也。”(《春秋繁露·实性》)

儒学也发展了西周时期政德教化和统治者身教的思想,认为民众教化之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德状况和教化主体的修养。《礼记·月令》载:“以教道民,必躬亲之”,孔子也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荀子将这一思想形象化为:“君者,仪也,民者,景也;仪正而景正。君者,盘也,民者,水也;盘圆而水圆。”(《荀子·君道》)宋代大儒朱熹则认为,教化主体惟有躬行身教,才具备教化他人的资格,他说:“‘道之以德’是躬行其实,以为民先。如必自尽其孝,而后可以教民孝;自尽其弟(),而后可以教民弟。”(《朱子语类》卷二十三)

可以说,西周时期的“善教”、“身教”理论与实践,不仅启迪后世儒家注重社会教化,也警示封建统治者开始把注意力放到“化民”甚至或多或少的“惠民”上,以至逐渐形成了“得民心者得天下”的共识,从而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社会的进步!

2.对古代传统治国方略的影响:由“明德慎罚”到“德主刑辅”。

西周时期以“明德慎罚”为宗旨的道德教化思想,对后世治国理念产生了持久的影响。西周以后的许多思想家、政治家都很推崇西周“明德慎罚”、施行“德政”的治国方略。认为“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论语·泰伯》)的孔子,曾深刻阐述了德、刑在治理国家、管理民众中的不同作用:“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在孔子看来,惟有道德教化引导,民众方能自觉遵守法律,服从国家的统治。但他在强调“为政以德”的同时,并不排除刑罚的作用,只是认为实施刑罚须以教化为先导,所谓“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论语·尧曰》)荀子也赞成礼主法辅,他说:“治之经,礼与刑,君主以修百姓宁。明德慎罚,国家既治四海平。”(《荀子·成相》)

汉王朝建立以后,陆贾总结秦王朝灭亡的教训,提出运用黄老学说,抛弃法家的重法思想,重视德治的治国主张。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从高祖到文帝、景帝都实行了“轻徭薄赋”、“约法省刑”的基本国策。又经贾谊等人的发展,到汉武帝时,董仲舒将其概括为“德主刑辅”理论。他以阴阳学说论证了“德主刑辅”的合理性:“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春秋繁露·阳尊阴卑》)他强调治国安民必须把道德教化放在首位,“国之所以为国者,德也。”(《春秋繁露·保位权》)董仲舒认为君主治国,德教与刑罚都不可或缺,但“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春秋繁露·精华》)这样,董仲舒“独尊儒术”的主张被汉武帝采纳以后,西周时期的“明德慎罚”就发展到了“德主刑辅”的治国理念,并且长期影响着中国的封建政治。此外顺便提及的是,周人的保民、惠民思想,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伦理思想的仁爱、民本和仁政学说的形成和发展也都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当然,在不同历史时期和具体实施中,封建统治者或阳儒阴法,或德刑并重甚至刑主德辅,但总体看来,这一理念对中国传统政治的影响是深远而巨大的。

3.对未成年人品德养成教育优良传统形成的影响:“端蒙重养”。

端蒙养、重正本是我国古代未成年人品德教育的优良传统。《周易·蒙》说:“蒙以养正,圣功也”;“蒙,君子以果行育德”。认为从小就教以正道,有助于培育孩子的德行;在行为实践中更有助于未成年人的品德的培育。

周人提出的胎教思想,远早于世界各国。西周贵族妇女怀孕后注重良好思想、道德、文化熏陶,重视思想品德教育从母亲开始,强调外界环境对胎儿影响的观点,是很有道理的。对胎教这一人生最初阶段的教育研究进展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这些有益的理论论述与实践探索,许多已为现代医学科学研究所证实。

与胎教相联的周人关于早教“固本”、“慎始”思想,更是对后世的教育影响深远。中国历代家训中都将“蒙以养正”作为家庭道德教化的重要内容和基本方法。譬如明代官吏许相卿的著名家训《许云邨贻谋》中就详细规定了从婴幼儿到少年期各个阶段的德育教育重点。婴儿期,“毋饰金银珠宝绮绣,以导炫侈,以召戕贼”;幼儿期,便加教诲,“及能言能行能食,时良知端倪发见,便防放逸”;在儿童少年时期,就要“知慧日长,须防诱溺,慎择严正童子师,检约以洒扫应对,进退仪节,勿应虚文故事。”[4]( 975)现代教育理论肯定了“慎始”、“养正”教育的科学性。我国著名教育家、儿童教育学的奠基人陈鹤琴就主张家庭教育“从出生抓起”。人民教育家陶行知也曾指出,“人格教育,端赖六岁以前之培养。凡人生态度,习惯,倾向,皆可在幼稚时代立一适当基础。”[5]P111

4.对中国传统家训的影响:开帝王、仕宦家训先河,立家训教化基本定势。

中国远古“五帝”禅让与家学世传虽然孕育了传统家训的萌芽,但周初王室的家训才真正有了产生的意义。由上述王室教化不难看出,周王室非常注意教诫子弟,特别是周公把训诫子、侄、弟等提到“王家”兴衰存亡的高度来认识,不仅开创了中国帝王家训的先河,对于教育王室子弟治天下、理邦国有着重要的启迪作用,而且其中所包含的戒骄满、防怠惰、禁酗酒、重谦谨等个人品德修养,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家庭伦理规范,勤于王事、宽政爱民等官吏道德准则,也开启了仕宦家训的大门,具有更为广泛的社会意义。因此,周公成为中国传统家训的开创者,家训尤其是仕宦家训和帝王家训,都可以追溯到周公。

西周王室特别是周公的家训教化,对后世的重要影响还在于:确立了中国传统家训的基本定势。我国有文字记载的传统家训的主干,由帝王家训与仕宦家训所构成。周公家训中的勤政无逸、戒骄戒奢、明德慎罚、审慎刑杀、体恤百姓、宽缓徭役、礼贤下士、择官授职等,规定了尔后帝王家训或贤臣进谏的基本内容。[2]P67

总之,西周时期的德教理论与实践,以其广博的内容、形式多样的教化手段构建了先秦时期颇具规模的德教体系,为我国古代的社会道德教化和德政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深刻影响了后世的治国理念和道德教育,是一份值得认真梳理和批判继承的遗产。

参考文献:

[1] 焦国成.中国伦理学通论[M]上册.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

[2] 徐少锦、陈延斌.中国家训史[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

[3] 闵红.官师一体政教合一:西周民众教育刍议[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3(10).

[4] 许相卿.许云邨贻谋[A].丛书集成初编[C].北京:中华书局,1985.

[5] 陶行知.陶行知文集[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

此文发表于《伦理学研究》20076期(12月出版)

本文来源徐州师范大学伦理学与德育研究中心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