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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的社会交流功能和符号学——兼论赋诗言志风气形成的原因
信息来源:诗经文化网 发布时间:2010年12月14日12:0 文章编辑:晓华

张启成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著名的诗歌总集,它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瑰宝之一。但《诗经》除了具有不朽的文学价值外,它在先秦时期特别是春秋时期还有其实用的价值与功能。作为教育手段来说,它是一部无所不包的百科全书,作为社会交际手段来说,它是贵族阶级、士大夫特别是外交官员不可缺少的重要工具。

  所以孔子说:

  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论语·阳货》)

  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

  班固《汉书·艺文志》说:

  古者诸侯卿大夫交结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喻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春秋之后,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

  由于《诗经》在先秦时期有其实用的社会价值,特别是社会交流的功能,因而《诗经》是古代社会贵族子弟的必修课。《论语·秦伯》说:“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周礼·春官》说:大司乐“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古代歌诗是配乐的,因此所谓“乐语”就是指配乐而唱的歌词——诗歌。“兴、道、讽、诵、言、语”,是指运用“乐语”表情达意的各种不同方式。“国子”(贵族子弟)只有通过大司乐有关乐语的正确传授和严格训练,才能有效地掌握《诗经》社会交流的功能。

  当时的统治阶级不仅严格地要求本阶级的子弟学习《诗经》,而且也鼓励平民百姓学习《诗经》。《管子·山权敖》就曾说:“《诗》……民之能此者,皆一马之田,一金之衣。”因而在春秋时期,上自天子、诸侯、士大夫,下至具有一定文化素养的平民百姓,都是或多或少懂得一些《诗经》的。

  《诗经》之所以能成为古代社会各种场合重要的交际手段,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诗经》在春秋时期就具有很高的地位。《诗经》的名称虽然是汉代才有的,在先秦时代一般称《诗经》为《诗》或《诗》三百,但《诗经》作为经典著作的地位实际上在春秋时期已经确定了。据《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载:“赵衰曰:()《礼》、《乐》,而敦《诗》、《书》。《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可见早在公元前633年之时,《诗经》的祟高地位业已确定,它被人们公认为义理的府库。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诗》无邪。”《贾子·道术篇》:“方直不曲谓之正,反正为邪。”故孔子的话可理解为:《诗经》三百篇都反映了作者正直的心声。正因为《诗经》是义理的府库,又体现了社会各阶层正直的心声,因而《诗经》被人们广泛的引用,仅以《左传》为例统计,在春秋二百四十年间,各种人物引证《诗经》(含《诗经》的逸诗)就达二百三十多次,而在孔子二十岁以前,引证的有二百○七次之多。这更证明了《诗经》的祟高地位远在孔子之前就确立了。《诗经》的崇高地位其及权威性,是《诗经》成为社会交际手段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诗经》题材广阔、内容丰富,自祭祀到征战,从爱情婚姻到宴庆祝寿,乃至士大夫的忧国忧民与劳者、怨女的悲叹,凡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无不毕具。再加上《诗经》是韵文,易于记忆与背诵;《诗经》的语言精炼生动,委婉含蓄,比普通的语言具有更强的表达力。因而《诗经》很自然地成为古代社会人们表情达意的工具,这是《诗经》成为社会交际手段的第二个方面的原因。

  三、诗、乐、歌、舞的一体性是《诗经》成为社会交际手段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墨子·公孟篇》说:“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这种诗、乐、歌、舞的一体性,再加上揖让之礼——登、降、辞、拜的动作,使赋诗言志或“以钟鼓道志”时(《荀子·乐论》语),就具有多功能的信息交流。雅各布森说:“人类社会中最社会化、最丰富和最贴切的符号系统显然以视觉和听觉为基础。”①特伦斯·霍克斯说:“听觉符号在特征上与视觉符号有本质的不同。前者把时间而不是空间作为主要的结构力量。后者使用空间而不使用时间。听觉的、‘时间的’符号就其特征而言,倾向于象征,视觉的、‘空间的’符号在特征上倾向于图画。”②《诗经》的诗、乐、歌、舞的一体性,使人们在以诗言志、以钟鼓道志、以舞蹈动作示志时,具有全信息交流的功能,它把视觉符号的图画性与听觉符号的象征性综合为一了。这种“最丰富和最贴切的符号系统,只有诗、乐、歌、舞四位一体的《诗经》才能具备,因而赋诗言志理所当然地成为一种社会交际的重要手段。

  四、《诗经》的“兴”兼具形象性与象征性的特点。‘兴”是启发或诱发,也称启兴。它是诗人以某一种景物或景象,暗示出诗人内在思想感情的一种独特的艺术手法。所以朱熹《诗集传》说:“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例如《周南·桃夭》首章:“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这是一首祝贺嫁女的婚歌,诗人以春天盛开的鲜红的桃花起兴,衬托出新嫁娘的美丽鲜艳和结亲的热烈的气氛。由于《诗经》的“兴”是通过具体的艺术形象来象征或暗示某种意义,兼具图画与象征的特点,所以是人们社会交际一个很合适的表情达意的手段。这也是《诗经》之所以成为社会交际手段的原因之一。

  五、断章取义的赋诗言志,扩展了原诗的含义,而“‘扩展’恰好是符号学的伟大成就。”③既然原诗经“扩展”,已变成了一个传递信息的符号,因而《诗经》成为社会交际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卢蒲葵说:“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可证,春秋时期的赋诗言志,断章取义,各取所求乃是通例。这种断章取义赋诗言志的方法,其特点就是扩展或转移原诗的含义,变成一个新的信息或符号。如《小雅·四牡》首章曰:“四牡騑騑,周道倭迟。岂不怀归,王事靡盬,我心伤悲。”本是服役者自叹役事辛劳而思念家乡之诗。但赋诗言志时,却可取其辛劳一点,而变成了对使臣辛劳的慰问。所以根据《国语·鲁语》和《左传》襄公四年的记载,晋悼公在晏请鲁国的使臣穆叔时,歌唱了《四牡》,而穆叔说:“《四牡》君之所以章()使臣之勤也,敢不拜章!”这样《小雅·四牡》便不再是服役者自叹辛劳之诗,而变成了一个慰问使臣辛劳的信息和符号。因此所谓“赋诗断章,余取所求”,虽则与《诗经》学仍有一定的关联,但实际上已进入符号学的范畴了。

    以上从五个方面探讨了《诗经》之所以能成为重要的社会交际手段的原因。下面我们将从符号学的观点,考察一下古代社会的人们是如何利用《诗经》作为社会交流的信息和符号的。

  一、巧妙地沿用原诗“兴”义的“能指”范围,改变原诗兴义定向“所指”的对象,而转换成新的“所指”对象。如《国语·晋语》有关秦穆公与晋臣赵衰、晋公子重耳的一段赋诗言志的记载,就是很典型的例证:

  明日燕(),秦伯赋《采叔》。(韦昭注:《采叔》三章,属《小雅》,王赐诸侯命服之乐也。其首章曰:“君子来朝,何赐予之。虽无予之,路车乘马。”)子余(子余,赵衰字)使公子降拜,秦伯降辞。子余曰:“君以天子之命服命重耳,重耳敢有安志,敢不降拜!”成拜,卒登。子余使公子赋《黍苗》。(韦昭注:《黍苗》亦《小雅》,道邵伯述职劳来诸侯也。其诗曰:“芄芄黍苗,阴雨膏之。悠悠南行,邵伯劳之。”)子余曰:“重耳之君也,若黍苗之印阴雨也。若君实庇荫而膏泽之,使能成嘉谷,荐在宗庙,君之力也。君若昭先君之荣,东行济河,整师以复强周言,重耳之望也。……”秦伯叹曰:“是子将有焉,岂专在寡人乎!”秦伯赋《鸠飞》。(韦昭注:《鸠飞》,《小雅·小宛》之首章也。诗曰:“宛彼鸣鸟,翰飞戾天。”)公子赋《河水》。(韦昭注:“河”当作“沔”,字相似,误也。其诗曰:‘沔彼流水,朝宗于海。”)……

  在这一段赋诗言志的记载中,晋公子重耳赋《黍苗》、《沔水》、秦穆公赋《鸠飞》均是借重原诗的“兴”义。

  芄芄黍苗,   黍苗连田青蓬蓬,

  阴雨膏之。   雨落滋润禾苗盛。

  悠悠南行,   道里悠悠往南行。

  召伯劳之。   召伯辛勤去经营。④

  诗人以阴雨膏泽黍苗起兴,本意是突出召伯虎经营南国申地的功绩,即申地之所以能兴旺发达,全靠召伯的辛劳经营。但就“芄芄黍苗,阴雨膏之”这一幅图景中所包含的逻辑因果关系来看,它的“能指”范围是远远超过“召伯劳之”这一“所指”的具体对象的。因而赋诗者就利用《黍苗》兴义广泛的能指性,改变原诗所指的对象,使之适用于“重耳之君也,若黍苗之印阴雨也”。这一合乎逻辑的巧妙的所指对象的转移,不仅完全符合《黍苗》兴义的能指范围,而且也很切合双方当时的身份和地位。秦穆公是春秋五霸之一,他实力雄厚、贤明能干,他确实有扶植晋公子重耳重返晋国的能力与愿望,以“阴雨膏之”颂扬秦伯,是非常确切的;晋公子重耳当时是一个流亡十九年的落难公子,但他有见识、有能力、有抱负,喻指为“芄芄黍苗”,也是非常确切的。这是利用原诗兴义的能指范围,巧妙地转移为新的所指对象的一个颇为成功的范例。

  宛彼鸣鸟,   小小班鸠鸟,

  翰飞戾天。   高飞入云天。⑤

  《毛传》说:“兴也。宛,小貌。……翰,高。戾,至也。行小人之道,责高明之功,终不可得。”《小宛》是士大夫悔过自做之作,按此诗题旨,其起兴之义,当指小鸟高飞不自量力,有堕落之灾,宜当谨慎行事。但此诗的兴义,如果脱离原诗的题旨,就事论事地看,也可以作正面的积极的理解。《淮南子·时则训》高诱注:“鸣鸠,奋迅其羽,直刺飞入云中。”按作此理解,则《小宛》的兴义,不仅是一幅景象壮阔的“天高任鸟飞”的图画,而且寓有“有志者,事竞成”积极意义。秦穆公赋《鸠飞》,即是借用此诗兴义能指性的积极意义,表示自己对晋公子重耳的支持、鼓励和期望。这种颇有创造性的活用《诗经》兴义的例证,也是很成功的。

  沔彼流水,   流水盈盈向东方,

  朝宗于海。   百川归海成汪洋。⑥

  《沔水》一诗的题旨,现代学者多认为是忧乱畏谗之诗,所以此诗的起兴,是以东流入海奔腾迅急的流水,寓局势的动荡不安。但仅就此诗的起兴来看:秋水时至,百川暴涨,奔腾东流,归入大海,则又是一幅景象雄伟壮阔的图画,具有积极进取、奋发有为的象征意义。晋公子重耳借用此诗的兴义,以“沔彼流水”,暗喻自己的一旦成功;以“朝宗于海”,暗寓报答穆公的“膏泽”之恩。(按“朝宗”,本指诸侯朝见天子。《周札·春官·大宗伯》:“春见曰朝,夏见曰宗。”)表意非常贴切。而重耳以‘流水”喻己,兼有自谦之意;以大海喻秦伯,兼有颂扬之意。表意也很得体。

  通过以上三例可知,《诗经》的“兴”兼具图画性与象征性的特点,只要赋诗言志者能正确掌握原诗兴义蕴丰富的能指性,改变其原诗的所指对象,而巧妙地套用于新的对象,必然能收到表情达意无不曲尽其妙的效果。《诗经》的“兴”,作为社会交际的手段,确实是理想的符号系统。

  二、根据不同的背景、场所和对象,断章取义地改变、扩展原诗的含义,而委婉含蓄地表达出一种新的意思。这方面的例证,可以《郑风·将仲子》来说明。兹引原诗如下:

  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岂敢爱之,畏我父母。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一章)

  将仲子兮,无逾我墙,无折我树桑。岂敢爱之,畏我诸兄。仲可怀也,诸兄之言,亦可畏也!(二章)

  将仲子兮,无逾我园,无折我树檀。岂敢爱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怀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三章)

  这是一首女子委婉拒绝情人的诗,反映了爱情与礼教的矛盾。

  《国语·晋语》中引证了这首诗,但因为背景、场所与对象都不同了,因此断章取义的含义也不同了。背景是:晋公子重耳流亡到齐国,齐侯盛情相待,并以女妻之,由于生活的安乐,重耳沉睡于温柔乡中,不再有重返晋国称雄诸侯的壮志了。但由于齐桓公的实力与威望,依靠他的力量,重返晋国仍然是可能的。然而情况发生了急遽的变化,由于齐桓公的死亡,“()孝公即位,诸侯畔齐,子犯(晋臣,重耳的舅父)知齐之不可以动,而知文公(重耳)之安齐而有终焉之志也;欲行而患之,与从者谋于桑下,蚕妾在焉,莫知其在焉。妾告姜氏(重耳妻),姜氏杀之,而言于公子曰:‘从者将以子行,其闻之者,吾已除之矣。子必从子,……《郑诗》曰,‘仲可怀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郑诗》之言,吾其从之’。”

  这里,姜氏引证的是《将仲子》三章的最后三句,只引证三章的三句,即所谓“断章”;其“取义”,也不再是未婚情人爱情与礼教的矛盾了,而是爱情与重耳的生命与前途的矛盾。姜氏断章取义地引证《将仲子》,改变、扩展了原诗的含义,既表示了惜别的决心,又暗示了在齐国目前混乱的局势下,一旦出走消息外传可能给重耳造成的不堪设想的后果。(杀蚕妾灭口即为此)此是一例。

  又《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载:“卫侯如晋,晋人执而囚之于士弱氏。(士弱,晋国之主狱大夫)秋,七月。齐侯、郑伯,为卫侯故,如晋。……晋侯言卫侯之罪,(指卫臣殖绰杀晋戍三百人)使叔向(晋臣)告二君。国子(齐臣)赋《辔之柔矣》。(《辔之柔矣》为《诗经》逸诗。《周书·太子晋解》载:“诗曰:“马之刚矣,辔之柔矣。马亦不刚,辔亦不柔。志气麃麃,取予不疑。”国子赋此诗,义取宽政以安诸侯,若柔辔之御刚()马,以此暗示应释放卫侯。)子展(郑臣)赋《将仲子兮》。晋侯乃许归卫侯。”

  这是齐、郑二国为了争取释放卫侯的一次聚会,齐国是强国,所以齐臣国子赋《辔之柔矣》暗示晋侯,不要因为执囚卫侯,失了大国的政治风度,于规劝中颇有指责之意。郑国是弱国,语气要更为柔婉,所以郑子展赋《将仲子》,义取“仲可怀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三句。“仲可怀也”是喻指晋侯是应该尊重、敬仰的,郑国是效忠于晋国的;“人之多言,亦可畏也”,是喻指国际舆论可能对晋国不利,希望晋侯能考虑国际舆论对晋国的不利影响而释放卫侯。这样,象《将仲子》言爱情与礼教冲突的诗,而变成了效忠晋国并希单晋侯能释放卫侯,以避免国际舆论对晋侯不利影响的意思。随着背景、场合与对象的不同,完成改变了原诗的含义,但又利用原诗借题发挥,达到了既不得罪晋侯,又规劝晋侯释放卫侯的政治目的。由此可见,断章取义地赋诗言志,是春秋时代的人们运用符号学原理的一大发明,这种“微言相感,、“借诗喻志”的社会交际手段,确实有其不可替代的妙用的。

  三、《诗经》的社会交流功能,不仅表现在充分利用原诗的兴义的能指性,把原诗兴义的能指性,巧妙地扩展、转移,指向新的对象,不仅表现在断章取义,移花接木地扩展、改变原诗的含义,在不同的背景、场合与对象的情况下,转换成新的信息与符号,而且还表现在以非语言的手段达到交流信息的目的。如刘向《说苑·奉使篇》的记载,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证:

  魏文侯遣张仓唐赐太子衣一袭,敕以鸡鸣时至。太子发箧视衣,尽颠倒。太子曰:诗云:“东方未明,颠倒衣裳。颠之倒之,自公召之。”遂西至谒,文侯大喜。

  魏文侯利用《齐风·东方未明》这首诗,赐给太子一套上衣下裳颠倒的服装,以暗示召见太子之意。皮尔士认为,任何事物只要它独立存在,并和另一种事物有联系,而且可以被“解释”,那么它的功能就是符号。⑦巴尔特《神话学》还举了一个例证:“举一块黑色的鹅卵石为例:我可以使它以几种方式表示,它是纯粹的能指;但是如果我用一个确定的所指来衡量它(例如,关于死刑的无记名投票表决),那么它就成为一个符号。”由此可见、魏文侯所赐的那套颠倒的服装,其意义与服装本身无关,而只是用非语言的手段,表示一个召见的信息,因此这套衣裳颠倒的服装就成为一个符号。而魏太子通过对《东方未明》这首诗的回忆,懂得了这个符号所传达的召见的信息,从而立即谒见了魏文侯,博得了文侯的赏识。这是战国前期的一个故事,它说明《诗经》还具有以非语言的手段作为社会交流的功能。

  春秋时代、战国时代的人们并不知道符号学、但是他们充分发挥了《诗经》社会交流的功能、这是历史的事实,而且他们的发挥和运用,是非常巧妙机智的。符号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但人们运用符号学的原理的历史已经很久了,《诗经》的卓越的社会交流功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但这只是一次初步的探讨,不当之处,容或难免,敬请指正!

  注:

  ①雅各布森:《语言和其他交流系统的关系》。

  ②③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

  ④袁梅《诗经译注》译文。

  ⑤⑥程俊英《诗经译注》译文。

  ⑦引自《结构主义和符号学》。

出处:贵州社会科学 1988年第10 

本文来源:大学语文研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