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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俄的诗经研究
信息来源:诗经文化网 发布时间:2010年12月14日12:4 文章编辑:晓华

张启成

美国在二十世纪初期才有《诗经》的译著,因而《诗经》研究的起步较晚。但由于美国具有资料、人才、研究经费等方面的优势,特别是有众多华裔学者的合作和参与,因而美国《诗经》研究的成果颇有后来居上之势。美国自60年代以来,对《诗经》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下列三个方面:

其一,从语言学角度研究《诗经》。这方面的代表性论著,有多布逊教授的专著《诗经的语言》(1968年),与他的论文《诗经年代的确定和语言学证据》。此外,尚有杨奋进的专著《押韵诗:封建诸侯的标准;封建诸侯的韵律》;马托斯的论文《国风中音调的异例》。这是对高本汉从语言学角度研究《诗经》的继承与发展。这些专著与论文,均有较高的难度与深度。

其二、偏重社会学的《诗经》研究,有海陶玮的《韩诗外传:体现古典诗歌说教的韩婴诗说》(1952年)。韩婴的《韩诗外传》对《诗经》的内涵研究并无多大参考价值,但却比较集中地体现了西汉前期以《诗经》说教的颇为独特的风尚。因而从这一角度研究《诗经》,颇能揭示《诗经》在古代社会的教育功能,对《诗经》的外延研究是有价值的。TamKooyin的博士论文《左传中诗的引用:赋诗应用的分析》(1975年)也值得注意。我国春秋时期的外交官员,擅长引用《诗经》篇章或诗句,作为表情达意的特殊手段,这是世界诗歌史上非常罕见的现象。对这一特殊现象进行分析研究无疑是有意义的。但赋诗言志的记载并不限于《左传》,研究的范围略嫌不足。

其三、从文学角度研究《诗经》。这方面的著作,较值得注意的有麦克诺顿的《诗经综合映象》(1963年)和《诗经》(1971年)。但影响更大的是美国汉学家王靖献的《钟鼓集》(1974年),他用帕利—劳德的诗歌理论来研究《诗经》。所谓帕利—劳德,是指美国学者帕利和他的学生劳德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来研究古代诗歌的一种很有新意的理论。这种理论的要点是:诗歌可以分成口头诗歌与书写诗歌两大类,口头诗歌是即兴之作,所以爱用当时流行的习用套语;所谓习用套语,以《诗经》而言,就是指这一类格式相近的习惯用语。如:

之子于归之子于苗之子于征

之子于垣之子于狩之子于钓

根据这种理论,大约套语占20%以上的,一般可归入口头诗歌;套语在20%以下的,则为书写诗歌。凡套语比例越高的,说明原始色彩较浓,因而其诗歌产生的时间也就越古。按此理论,王靖献对《诗经》的各类诗歌,作了有关套语的统计,列表如下:类别 套语所占比例 时间 类型

国风 26.6% 最早 口头

小雅 22.8% 次早 口头

大雅 12.9% 最晚 书写

三颂 13.1% 次晚 书写

值得注意的是,用这种理论研究《诗经》所得的结论,就风、雅、颂产生的时间先后而言,与日本学者松本雅明以“兴”为标志划分时间先后的结论,颇有类似之处(详见后)。就《诗经》口头诗歌与书写诗歌的区分情况来看,与我国现代《诗经》研究者的观点也相当接近;《国风》中确实有较多的口耳相传的民歌,而《小雅》的诗风与《国风》也比较接近。因此王靖献用帕利—劳德的理论来研究《诗经》,其中确有一些可供借鉴的地方。

根据上述情况来判断,在《诗经》研究的方法与视角方面,美国学者的《诗经》研究成果并不亚于欧洲学者,而且在某些方面还有所超越。

就俄国而言,《诗经》的流传约始于十九世纪的50年代,但直到1957年才有《诗经》的全译本。俄国著名学者王西里与阿列克谢耶夫是早期的《诗经》译介者与研究者,如王西里院士的专著《中国文学史纲要》(1880年),其中便有对《诗经》较为有系统的述评,他认为《诗经·国风》基本上属于民间口头创作的歌谣。前苏联时期,著名汉学家费德林院士,于1958年出版了《〈诗经〉及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他对《诗经》的起源,《诗经》的风、雅、颂,研究《诗经》的历代著名学者的主要学术观点,作了较有系统的述评,并对《诗经》中的民歌、故事、传说、谚语、格言、词汇与韵律,作了综合性的研究。费德林对《诗经》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杰出的艺术成就作了高度的评价,认为《诗经》不仅是中国文学中瑰丽的珍宝,也是世界文学宝库中耀眼的明珠。

本文节选自张启成《海外与台湾的诗经研究》一文

来源:学术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