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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诗经研究
信息来源:诗经文化网 发布时间:2010年12月14日12:5 文章编辑:晓华

张启成

《诗经》流传到欧洲始于十七世纪,到了十八、十九世纪,《诗经》的影响逐步扩大,而到了二十世纪,欧洲出现了一批研究《诗经》的名家与论著。

    英国著名汉学家阿瑟·韦理,是《诗经》的译著者与研究者。他从1913年开始从事《诗经》的翻译与研究工作,在1937年出版了《诗经》的译注本。他的《诗经》研究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具有纯文学研究的鲜明倾向,他的译诗的编排,打破了传统的风、雅、颂的编排次序,而以诗歌的内容性质和艺术特征加以分类编排,这样就便于读者从文学角度了解《诗经》的思想性与艺术性。二、他把《诗经》与一些欧洲文学作品作了比较研究,成为欧洲《诗经》研究走比较文学道路的先驱者之一。

法国著名汉学家格拉内,在1919年出版了《诗经》研究的名著《中国古代的祭祀与歌谣》,1922年,该书的英译本分别在伦敦和纽约出版,在学术界有较大的影响。格拉内以东南亚的歌谣与《诗经》作了比较研究,开辟了以比较文学研究《诗经》的新途径。该书比较新颖独到的见解主要有两点:一、他认为舞蹈、歌谣与古代宗教性的祭祀庆典活动是紧密相连的,因而这些歌谣都是当事人的即兴之作,具有明显的口头文学的特征。如《周南·汉广》,我国古代的三家诗认为是祭祀水神的歌谣,格拉内据此就确认此诗为即兴之作。二、格拉内又认为《诗经》中的采草、伐薪和狩猎,都是恋人在恋爱时争风吃醋的行为。这些论断未必都很正确,但其中确实包含着一些符合事实的合理推测的因素;因为在《诗经》中的这些行为和套语,确实与爱情婚姻有相当密切的内在联系。由于格拉内对我国古代的文化、社会背景缺乏深切的了解,因而在解释《诗经》的一些篇章时,也难免有偏颇或不确之处。但就总体而言,格拉内在《诗经》研究方面仍然是有较大的贡献的。一则他用比较文学、宗教学、民俗学的方法,对《诗经》的祭祀庆典和爱情婚姻的诗歌,作了较为全面深入的考察,开拓了《诗经》研究的视野。二则他的一些颇有新意的见解,也能给人以启迪与深思。

著名瑞典汉学家高本汉,不仅精通汉语史,也是研究《诗经》的名家。他擅长从中国的方言学与古音韵来研究《诗经》,1932年出版的《诗经研究及诗经的韵律》,就是这方面的名作。他在40年代又先后发表了《国风注译》、《大雅注译》与《小雅注译》,这三个本子后来又汇集为《诗经注释》,这是欧洲学者研究《诗经》声望颇高的著作。从语言学角度研究《诗经》,并能摆脱我国传统诗学的影响,而能对《诗经》的一些诗章作出较合情理的解释,这是高本汉对《诗经》研究的新贡献。

德国学者维克多·斯特劳斯是欧洲有名的《诗经》翻译家与研究者,他的《诗经:中国经典式的诗集》(1844年)的长达60页的《序言》,实际上是一篇综合研究《诗经》的很有份量的论文。德国学者京特·德博的专著《公元前12—前7世纪的歌谣》(1958年),也是欧洲学者研究《诗经》一部颇有深度的重要著作。

本文节选自张启成《海外与台湾的诗经研究》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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