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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诗经研究
信息来源:诗经文化网 发布时间:2010年12月14日12:6 文章编辑:晓华

张启成

《诗经》流传到日本,至少可以追溯到八世纪的万叶时代。万叶时代著名诗人山上忆良的《贫穷问答歌》云:“虽云天地广,何以于我却狭偏?”显然来自《小雅·正月》的“谓天盖高,不敢不跼;谓地盖厚,不敢不蹐。”另一位万叶时代重要诗人柿本人麻吕的《长夜》云:“孤零只一人,辗转如何睡?”则明显受《周南·关睢》“悠哉悠哉,辗转反侧”的影响。又《古今和歌序》的汉文序说:“夫和歌者,托其根于心地,发其华于词林。人之在世,不能无为,思虑易迁,哀乐相变,感生于志,吟形于言。是以逸者其声乐,怨者其声悲,可以述怀,可以发愤。动天地,感鬼神,化人伦,和夫妇,莫宜于和歌。和歌有六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若夫春莺之啭花中,秋蝉之吟树上,虽无曲折,各发歌谣,物皆有之,自然之理也。”这些诗歌理论,很明显是受《诗大序》、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与钟嵘《诗品序》的影响。此外,我国历代的重要《诗经》专著,如《毛诗》、孔颖达的《毛诗正义》、朱熹的《诗集传》等也先后传入日本,因此日本研究《诗经》的学者与著作,自九世纪起迄至今日,从未间断过,其总体成果是很可观的。

自二十世纪以来,日本涌现了一批《诗经》研究的专家学者,他们丰硕的研究成果,从数量到质量,都可与我国《诗经》研究的成果相抗衡,而在研究的方法与视角方面,则具有较强的互补性。我国学者自“五四”运动以来,研究《诗经》较偏重于《国风》,至于建国以后则更偏重于《国风》。而日本学者较重视对《诗经》的全面研究。青木正儿的《中国文学概论》(1936年出版了隋树森所译的中文版),对《国风》、《小雅》、《大雅》与《三颂》作了较为全面而中肯的述评。目田加诚的专著《诗经》(1943年),更认为:“《大雅》可说恰是周诗精髓。”冈村繁教授的论文《诗经及其诗人们》(收入《中国诗人论》1986年出版),也认为《大雅》中的不少诗篇,都是忧国忧民之作,宣扬的是为振兴国业而奋斗的壮志。这使人联想起李白的诗句:“《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与陈子昂、白居易所强调的“风雅比兴”。重视对《大雅》的研究,并肯定《大雅》的地位与价值,确有其客观的必要性。

日本学者研究《诗经》较有新意的,是松本雅明与白川静。松本雅明以日本奄美大岛残存的古代舞蹈研究为基础,提出以《诗经》的“兴”作为辨别作品时代先后的标志,对《诗经》风、雅、颂的产生期作了新的探测。他认为《国风》是《诗经》最早的诗歌,产生于西周的后期,这是因为风诗多用“兴”的手法,与古代舞蹈是同时期的产物。他认为雅诗、颂诗大都是东周时期的作品,因为雅、颂很少用“兴”的手法;这与日本民族风舞崩溃之后,转化为宴飨之歌的情况大体是相同的。松本雅明的这些推论当然不是定论。但这种以文化史上的实例为基础的用比较法推论出来的新见解,仍然是值得重视与思考的。他的结论与王靖献《钟鼓集》所得出的结论颇有类似之处,这些意见为我们考察《诗经》风、雅、颂的产生期,提供了新的视角。

白川静的《诗经稿本研究》,着重用宗教学、民俗学的方法来研究《诗经》。他认为古代歌谣都有祝告的性质,所以《诗经》中的采草、采薪都是具有预祝意义的行为,而“鱼”与“鸟”则可以理解为神灵的化身。这些意见与法国学者格拉内及我国学者闻一多的见解颇为近似,并可互相发明与补充。此外,白川静对“兴”的作用也有自己的看法,他更强调“兴”的渲染气氛与暗示象征的作用。如《周南·关睢》的:“关关睢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他认为可以理解成:“吹着略有寒意的风,春天水边的新鲜空气,和萌芽而有生民的喜悦,唤起了淑女君子。”这种理解是新颖的,虽然略感现代化了一点,但至少可以起到开拓我们思路的作用。

本文节选自张启成《海外与台湾的诗经研究》一文

来源:学术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