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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诗经》历史化解读的诗学意义
信息来源:诗经文化网 发布时间:2010年12月14日15:24 文章编辑:晓华

【内容提要】

以《诗》为史,对《诗》进行 历史 化的解读,是汉代《诗经》阐释,特别是《毛诗》阐释所表现出来的基本倾向,这一倾向与方法 的形成对 中国 诗学 理论 的 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第一,以《诗》为史,赋予《诗》的本事,有助于读者更好地了解《诗》与作者、 时代 的关系、了解《诗》的文本意义;第二,提出风雅正变说,丰富了中国古代诗歌源流演变 规律 的认识;第三,客观地说明了之间存在的同一性,有助于认识文学与历史的关系;第四,揭示了《诗》内含的记事、言事、感事功能,有助于认识中国诗歌发展的历史进程。

    以《诗》为史,对《诗》进行历史化的解读,是汉代《诗经》阐释的一个基本倾向。六经皆史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章学诚语),本就是先王时代的政教典籍和历史 文献 ,以经为史,经史合一,可以说是经学家对待《诗》的普遍倾向。不过,经学家眼中的不仅是历史文献,更是圣人为垂教后世所创制出的神圣经典,它并非简单的历史事件的记录和反映,还包含着文化传统、社会 制度、道德观念等多方面的内容。这里所讨论的以《诗》为史,则主要是从将《诗经》作为历史事件和历史文献,以对待历史的态度去对待《诗》的角度展开。这一倾向,应该说早在先秦就形成了。《左传》和《国语》引《诗》数百条,不少与历史、政事相关。

    清代诗话理论家劳孝舆谈到《左传》引《诗》解《诗》时说:左氏传《春秋》,学最博,而尤好说诗;诗之关时事者,往往标出①,认为早在《左传》,人们就把《诗》与史联系起来,看成是可以承载历史的。汉代以《诗》为史的解释倾向的形成,正与先秦的解《诗》传统相关。不过,先秦把《诗》当做历史事实看,并没有明确提出以史论《诗》的观点。先秦的诗学观主要表现为以《诗》为教,重《诗》的礼乐教化功能和政治 功能,较少涉及《诗》与历史的关系,这我们从孔子等人的诗学观念均可以明显见出。在先秦,明确地将《诗》与史联系起来的是孟子。孟子提出王者之迹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的观点,将《诗三百》定位在王者之迹的历史记载上,看成是王道教化的历史,这说明他很重视《诗》与史的关系。在孟子对《诗》的具体引用中,我们也不难发现把《诗》看成是历史,与历史事件结合起来的例子。如《孟子?滕文公下》曰:周公兼夷敌,驱猛兽而百姓宁……《诗》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则我莫敢承。无父无君,是周公所膺也。孟子认为,周公兼并了夷狄,赶跑了野兽,使人民安居乐业,于是《诗经?鲁颂?宫》用诗句来赞美周公,今天人多认为这一诗句是赞美鲁禧公的并不是周公。不管孟子解释是否正确,他的基本思路是将《诗》与史结合起来,《诗》史互证。类似这样引《诗》解《诗》的例子在《孟子》一书还有一些。但孟子也没有明确提出以史论《诗》的观点。明确地提出以史论《诗》的观点,对《诗》进行全面的历史的解读,应该说是从汉代开始的。

    以《诗》为史,是汉人普遍表现出来的观念。今文三家诗亦有以引《诗》证事、以《诗》为史的倾向。《汉书?艺文志》在诠释今文三家诗时,即认为它们或取春秋,采杂说,具有《诗》史结合的特点。在今文三家诗中,《韩诗》与史的关系最为密切。清代《诗》学家陈乔枞解说《韩诗外传》的特点时说:今观外传之文,记夫子之绪论与春秋杂说,或引《诗》以证事,或引事以明《诗》,使为法者彰显,为戒者着明(《韩诗遗说考》),即认为它具有《诗》与史、《诗》与理融合的特点。徐复观在谈到《韩诗外传》的表达形式时也认为它是除继承《春秋》以事明义的传统外,更将所述之事与《诗》结合起来,而成为事与诗的结合,实即史与诗互相证成的特殊形式②。不过,《韩诗》的《诗》史互证,还不是严格意义的《诗》史互证。《韩诗外传》属于今文经学系统,今文经学注重微言大义阐发,《韩诗外传》亦具有这样的特点,其引证故事主要目的在于阐发义理,作微言大义的解读,并不刻意追求《诗》与历史有什么必然关联,是否真正记载和还原了历史。徐复观在谈到《韩诗外传》的《诗》与史的结合时亦认为它只是象征意义上的结合,是让历史上具体的人与事成为普遍性与妥当性的一种象征③,并非真正地将《诗》与历史结合起来,对《诗》作历史的解读与还原。

    真正体现《诗》史结合,对《诗》进行全面的历史化解读的是《毛诗》。而在《毛诗》系统中,它又特别突出地体现在《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中。

     《毛诗序》解《诗》的突出特征是以史证《诗》。《毛诗序》主要用题解的方式,描述背景,将诗中的人物和事件与历史上实有的人物事件联系起来,对《诗》之主题与意蕴予以说明。《诗谱》则以的形式,考证和说明各国各类诗歌产生的历史地域与文化背景以及《诗》之体例,从而对《诗》作出解释。《诗谱序》云:夷、厉已上,岁数不明,太史《年表》自共和始,历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谱》。欲知源流清浊之所处,则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风化芳臭气泽之所及,则傍行而观之,此《诗》之大纲也。举一纲而万目张,解一卷而众篇明,于力则鲜,于思则寡,其诸君子亦乐于是与。孔颖达《毛诗正义》说这段话是总言为《谱》之理④,也就是说是从总体上解释郑玄为什么作《诗谱》的缘由。这段话主要包含三层意思:一是欲知源流清浊之所处,则循其上下而省之,即依据时代先后,考察周代社会政治之兴衰;二是欲知风化芳臭气泽之所及,则傍行而观之,这段话按孔颖达的解释是:属其美刺之诗,各当其君君之化,傍观其诗,知其风化得失,识其芳臭,皆以喻善恶也⑤,也就是考察各国政治教化之得失和社会风俗之好坏;三是举一纲而万目张,解一卷而众篇明,也就是有一种从时代社会总体认识把握《诗经》篇章意思的眼光,要从每一篇诗的解释中感受到时代社会的变迁和政治风俗的好坏。显然,这些观念和方法可以看成是孟子知人论世,以《诗》为史观念的发展,其主要目的都是试图通过背景和史实考证,知人论世,引领读者更好地把握《诗》的意蕴。不过,相比孟子来说,这些观念和方法更具有理论系统性,更加突出了《诗》作为的巨大社会政治和伦理价值。《毛诗序》和《诗谱》还提出风雅正变说,强调政治、时代、历史背景对《诗》的功能的决定性影响 ,这些都突出表现了汉人以《诗》为史的观念和方法上的自觉。朱自清在《经典常谈》中评价《毛诗序》和郑玄《诗》学时说他们都是以史证诗。他还认为郑玄以史证诗更加突出,以史证诗,在他手里算是集大成了⑥。其实,以史证《诗》,以《诗》为史,也是汉代普遍存在的倾向。我们在考察汉代四家诗时发现,无论是今文三家诗,还是古文毛诗,它们在对《诗》进行阐释时,总常常采取以史证《诗》的方式,将《诗》与具体的历史事件和人物联系起来,为《诗》提供一个具体的历史背景,进而对《诗》的主题作出阐释。比如,拿《诗经》中的第一首诗《关雎》的阐释来说,今文三家诗把它解释为刺诗,与刺康王的历史事实联系起来,而《毛诗》把它解释为美诗,与歌颂后妃之德联系起来,这可以说都是采用了以史证《诗》的方式,将《诗》与历史事件和人物联系起来。当然,三家诗的以史证《诗》与《毛诗》亦有着一定的区别,其主要区别在于《毛诗》是以时代的盛衰来划分《诗》,几乎每一首诗都附有诗的本事,都排定了世次,都与历史上的具体人物和事件关联起来,而三家诗则不具有这样的特点。以《诗》为史,对《诗》进行历史化的解读,也不限于经学家,它也是汉代政治家、史学家、文论家所普遍采取的策略。《诗》在汉人的眼中,是,是王道教化的产物, 自然 也可以成为治国和资政的重要依据。出于这样的目的,他们也习惯于把《诗经》当作历史看,希望通过《诗经》,提供历史的借鉴。关于这一点,从汉初陆贾回答汉高祖马上得天下安事《诗》、《书》的话语中就可以见出。也可以这样说,从汉初起,《诗》就开始问鼎于政治,成为帝王以史为鉴的资政工具。《史记》、《汉书》有大量例子记载统治者引《诗经》中句子作为古训和史鉴,作为治国决策的依据,也说明了这点。《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删诗,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在这里,司马迁认为孔子的删诗已展现出史的线索,从中可以看到殷周王道政治盛衰的过程,显然也是以《诗》为史。

    以《诗》为史,对《诗经》作历史化的解读,是汉代诗学一个基本倾向,对这一点,学术界多不否定。但怎样评价这一倾向,则多有争议。学术界有一种常见的观点,那就是认为汉人以《诗》为史、以史证《诗》,没有什么历史根据,只是一种违反《诗》的本义的穿凿附会,掩盖了《诗经》的真实面目。这一观点早在古史辨学者那里就已经提出。比如,顾颉刚在《论诗序附会史实的方法书》中就认为汉儒是用无中生有的方法随意解释诗意。郑振铎在谈到《毛诗序》的这一特点是,也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到:《毛诗序》是没有根据的,是后汉人杂采经传以附会诗文的。⑦同时,这一看法,也得到现代 《诗经》 研究 学者的广泛赞同。比如,夏传才就这样评价《毛诗序》的以史证诗小序,即属于三百零五篇诗的题解,它所说的世次、故事,绝大多数是附会史传、杂说,用的是以史证《诗》的穿凿方法,提示的各诗的题旨,有许许多多谬误,歪曲了诗的原义。又说,小序的那些穿凿附会的曲解,像瓦砾和迷雾,掩盖了《诗经》的真面目,必须彻底抛开它们,用新的观点和方法作出正确的题解。

     这一观点当然并非全无道理。汉儒以《诗》为史的确存在着穿凿附会的弊端。而汉儒试图建立一个按照时代排列来解释诗的完整体系,将《诗经》中的人物、事件与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事件完全对应起来,作历史的还原,这在事实上也不可能。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汉儒这种解《诗》方法就完全不可信,就背离了汉代乃至中国诗学理论发展的实际。笔者认为,汉人以《诗》为史,对汉代乃至整个中国古代的诗学理论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具体说来,它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见出

    第一,汉人以《诗》为史,将历史上的具体人物和事件与《诗》中的诗篇对应起来,赋予《诗》的本事,虽不能复原《诗》的本事,但其中许多诗篇的解读,却是有充分的历史根据的,为读者更好地了解《诗》与作者、时代的关系,了解《诗》的文本意义提供了可能。对于这一点,古人早有所认识。比如,宋人叶适在谈到《毛诗序》的作用时说:作诗者必有所指,故集诗者必有所系。无所系无以诗为也。其余随文发明,或记本事,或释诗意,皆在秦汉之前。虽浅深不能尽当,读诗者以其时考之,以其义断之,惟是之可从也……欲尽去本序,自为之说,失诗意愈多矣。⑨在这里,叶适肯定了《毛诗序》的以史证《诗》的阐释方法。他所说的所系,就是诗的本事,这相当于《毛诗序》所说的《诗》的历史事件和背景,他认为这是阐释的唯一途径,通过所系来阐发所指(《诗》的本意),也就是用《毛诗序》所说的以史证《诗》的方法,将《诗》与历史事件、背景联系起来,通过《诗》的背景 分析 来把握《诗》意。《毛诗序》这一方法,也得到一些现代学者肯定。比如徐复观在谈到《毛诗序》这种解《诗》方法时也予以充分肯定,认为许多诗,赖《诗》序述其本事,而使后人得缘此以探索诗的历史背景、政治社会背景,更为对诗义的了解,提供了一种可以把握的线索⑩。在笔者看来,《毛诗》以史证《诗》,有相当数量的《诗》是有历史的依据的。比如《召南》的甘棠,《邶风》的绿衣燕燕新台泉水,《风》的定之方中载驰,《卫风》的硕人,《王风》扬之水、《秦风》的黄鸟小戎渭阳,《郑风》的清人,《豳风》的东山七月,《陈风》的株林,《小雅》的湛露彤弓六月节南山正月,《大雅》的文王文王有声,《周颂》的清庙执竞我将等等,我们都能在如《左传》一类历史着作中找到相应的记载和《诗》之本事。即使有许多诗,我们今天从字面上看,见不出它与历史事件有什么关联,历史着作中也找不到相应的记载来予以证实,我们也不能轻易的否定《毛诗》的解释,认为它是附会史实,主观臆断。钱志熙谈到《诗经》中的《国风》时,曾提出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风》诗是缘事而发的歌谣体,在最初的传播阶段,风诗中的大部分作品,它们所产生的具体的时、地及其本事还是清楚的。到了后来,随着它们作为乐歌的功能的进一步强化,其事件与意义显得次要了,

    逐渐丧失了其原始的本事与主题,成为单纯的诗歌文本,因此他认为不能轻易否定《毛诗》将《诗》与历史事件与人物联系起来,提供《诗》的本事的做法。比如,他以《邶风?式微》一诗为例,认为从该诗式微,式微,胡不归?微君之故,胡为乎中露!式微,式微,胡不归?微君之躬,胡为乎泥中!”字句表述来看,是典型的缘事而发的歌谣体,但所缘何事,诗句却没有透露。《毛诗序》和三家诗将此诗解释为黎侯寓于卫之作11,从文本中也看不出来。所以现代说诗者普遍将此诗解释为劳动者服力役的歌谣,似更切合《诗》的文本,但是,《毛诗》和三家诗的说法,也不能轻易否定,因为这些诗并没有明确交代事件的背景与性质12。为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再看一个例子,即《毛诗序》对《邶风》中燕燕一诗的解释。它将此诗解释为卫庄姜送归妾之作,与历史上具体的人物事件联系起来。这一说法,《毛传》、《郑笺》等都是赞同的,但宋人王质的《诗总闻》、清人崔述的《读风偶识》等反对,认为此诗应是兄送其妹远嫁,闻一多先生也赞成这一观点。除此之外,一些现代学者还提出了情人出嫁他姓说。但如果对照战国出土的郭店楚简的《五行》篇对此诗的解释,则《毛诗序》的解释与楚简最合。廖名春先生谈到此诗的解释时认为:《楚简》五行篇成书的下限是战国中期偏晚,其解说更近于《诗经》产生的时代,其权威性不容否定。由此看,兄妹远嫁说,送别情人说,情人出嫁她姓说,显然不能成立。刘向《列女传》卫定姜送子妇大归说显然有丧大之哀,但重点是在定姜对媳妇的不舍,与楚简的能参差其羽,然,后至哀,君子慎其独也说也不合。比较起来,还是《诗小序》卫庄姜送归妾也说与楚简更合。”13这一例子亦说明,《毛诗》以史证《诗》,将《诗》与历史事件和人物联系起来,不少是有历史依据的,并非完全的简单附会和杜撰。

    第二,《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以《诗》为史,提出风雅正变说,表明它已认识到社会政治的变化对诗歌功能转变的决定性影响。这种观点的提出,并非《毛诗》的主观臆断,也不简单地取决于汉代的政治教化传统,它实际上也是先秦至汉诗歌功能合乎逻辑发展演变的结果。风雅正变说的提出,虽有理论的偏颇,却丰富了中国古代诗歌功能认识的历史内涵,对把握中国古代诗歌的源流与演变,具有重要的意义。

    风雅正变的思想早在先秦就有萌芽。《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有吴公子季札观乐的记载: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民焉。为之歌《大雅》,曰:广哉,熙熙乎!曲而有直体,其文王之德乎?”即是把《诗》的特征与帝王之德的盛衰联系起来。《礼记·乐记》中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声音之道,与政通矣(《乐本篇》)的思想,更是看到诗歌与时代,与社会政治变化的关系。《毛诗大序》可以说正是在这些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风雅正变说。《诗大序》风雅正变说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提出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的观点,将《诗》的发生发展与时代的兴衰、政治的变化紧密的联结起来;二是将《诗》看成是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之作,为美刺讽谏的政教说提供历史根据。郑玄《诗谱序》中的风雅正变说则是在《诗大序》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它不仅将风雅正变之诗与时代的兴衰联系起来,还用的方式说明了风雅正变之诗所产生的具体时代和原因。比如,《诗大序》并没有具体指出哪些诗属于变风、变雅,《诗谱序》则明确指出:故孔子录懿王、夷王时诗,讫于陈灵公淫乱之事,谓之变风、变雅;《诗大序》并没有提到《诗》之正经,讲变风变雅也没有明确的时间,《诗谱序》则明确指出风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鸣》、《文王》之属,它们都属于《诗》的正风正雅,产生的时代则在西周兴盛时期,主要是文王武王时代,而变风变雅则产生在懿王、夷王之后。

    对毛郑的风雅正变说,古人多有存疑与否定。最早,宋代的郑樵《六经奥论》就从正变之说不出于孔子而出于《诗序》角度否定正变说的存在:无所谓正变者,正变之言不出于夫子,而出于《序》,未可信也。”14后来有的人或从变风中既有美诗,就不能算作变诗的角度否定正变说,如宋人章如愚的《群书考索》;或从如分正变,则不别诗体的角度来否定正变说,如清人毛奇龄的《诗札》15,还有的人则试图从音律、诗之入乐不入乐等方面对正变说作出新的解释,而反对《毛诗》将正变原因归结为时代盛衰,如朱熹、顾炎武等人就持这一观点16。现代《诗经》学者对《毛诗》的风雅正变说的批评否定则更多更彻底。如顾颉刚在谈到《毛诗》的风雅正变时就认为此说表明汉儒解《诗》愚笨之极,因为他们将“‘政治盛衰道德优劣时代早晚诗篇先后”‘这四件事情完全等同起来,完全违反了《诗》解释的实际17。这一看法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同,认为《毛诗》以《诗》的时代来定正变的标准的观点很是荒唐和难以接受。比如,何定生先生就认为毛诗最讲不通处,就是以诗的世次来定正变的标准”18。笔者则认为,《诗大序》和《诗谱》从时代盛衰来看之正变,是一个很深刻的看法,它涉及到诗与社会、时代关系的根本理解。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风雅正变说》认为风、雅之正变,惟以政教得失为分,而不能以时代的盛衰来分。”19在笔者看来,政教得失与时代盛衰实际上是不可分。而《毛诗》风雅正变说的提出,并不在于简单地强调《诗》的政教得失功能和美刺教化作用,而在于强调《诗》的这种政教得失、美刺作用与时代,与社会政治清明黑暗和好坏的关系。其实,从时代和政治的兴衰来言《诗》,并非《毛诗》独有的观点。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删诗,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

这里说的是孔子,代表的则是司马迁本人的观点,它说明司马迁已充分注意到《诗》与 时代兴衰的关系,认为《诗》是殷周王朝 政治 盛衰进程的反映。《汉书?礼乐志》曰:周道始缺,怨刺之诗起。王泽既竭,而诗不能作,这与《毛诗》提出变风变雅说的精神一致,都是把《诗》看成是王道衰而作,与时代的政治状况联系起来。以时代和王道兴衰言《诗》,在今文经学和《诗》学中也有深刻反映。比如,《齐诗》翼奉提出四始五际说,就把《诗》与王道兴衰联系起来。另外,我们在谈到《毛诗》将变风变雅之诗与某个具体时代联系起来时,还必须充分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它是有一定的史实根据的,并非如指责者所说的完全出自于主观的臆断。如郑玄说变风变雅产生于懿、夷二王之后,就可从《史记·周本纪》、《汉书?匈奴传》等着作中找到根据20。当然,《毛诗》、《郑笺》之说,也存在着明显的弱点,那就是它过于看重《诗》与时代、政治的关系,而忽视从诗歌自身的特点来探讨诗的发展 演变。或许正是意识到这一点,清代着名文学 理论 家叶燮讲风雅正变问题时予以了补正。一方面,他采取《毛诗》的观点,认为风雅之有正有变,其正变系乎时,谓政治、风俗之由而失,由隆而污”21。这即是说,诗之正变所表现的正是时代的状况,当时代发生变化后,诗也应随之发生变化。另一方面,则是充分重视《诗》之发展演变与诗自身的关系,提出正变系乎诗的观点,这是《毛诗》的正变说所没有的,弥补了《毛诗》正变说的不足。

    第三,汉代诗学以《诗》为史,对《诗经》的 历史 化解读,客观上也说明了之间存在着同一性,这对认识的关系是有意义的。《诗》是历史还是文学,这是《诗经》学史上人们经常争论的问题。虽然 现代 《诗经》 研究 者普遍认为《诗经》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甚至还出现像梁启超、胡适等人那样把《诗经》作为先秦古籍中的唯一信史看待的观点,但人们普遍认定的还是《诗》属于文学而非历史。于是汉儒那种几乎把《诗经》的每一篇章都与历史事件联系看法就颇遭人非议,被看成是牵强附会的穿凿之说。而实际上,从《诗经》所处的时代来看,从《诗经》最早发生的历史事实来看,它更应该被当作历史文本而不是文学文本。《诗经》中的大量篇章,如《大雅?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等,可以看成是关于周民族的重要史诗,叙述了周人从始祖后稷创业到武王灭商的全部历史。而《商颂?玄鸟》、《长发》则可以看成是记述了商民族历史的史诗。《诗经》中有的篇章,虽不被人们看成史诗,它们却反映某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如《大雅·常武》、《江汉》,《小雅·出车》、《六月》《采芑》等诗篇,则反映了周宣王时代民族战争的史实,这些是学术界早已认定的。《国风》中的诗在今天常常被人们解读为民歌、情诗,其实其中许多诗篇也可以当作历史来看,如《豳风》中《七月》,《毛诗序》解释为周公遭变,陈王业艰难之作,有人则解释为周代先公聚豳时期的农事诗;《豳风》中的《东山》、《破斧》等诗篇,许多人解释为与周公东征相关的诗,这些解释都是有历史根据,与史实相吻合的。又如《诗经》四始《关雎》、《鹿鸣》、《文王》、《清庙》,钱穆认为它们皆与文王之德有关”22,这亦是说这些诗可以作为历史文本看待,与具体的史实联系起来。《诗》作为历史看,还可以从《诗》的体例和分类中见出。《诗》分风、雅、颂三部分,其分类的标准是什么?有人以音律别,有人以体制别,《毛诗》则强调以政事别,以时代、地域别,这实际上也是一种的史的分类。诗就是史,史就是诗。这在人类社会 发展早期,尤其如此,这也许是距《诗经》时代最近的汉儒更愿意从历史而非文学的角度看待《诗》的原因所在。或许也是因为此,惯于把《诗经》看成是文学作品,是爱情诗的闻一多先生在《歌与诗》中也认为《毛诗序》以史读诗的观点,确乎有着一段历史的背景”23。其实,《毛诗》这种以诗为史,将诗视为史,为诗提供历史背景指认的方法 ,在后世诗学中得到广泛继承。唐人孟最早提出本事诗的概念,他所谓本事,就是诗人创作作品所提供的历史背景和资料。他不否认诗是抒情性的文本,但他同时认为要明白抒情性文本的本来意义,离不开隐藏在抒情文本后面的历史事件和依据,所以他特别提出本事诗一说,并认为杜甫的诗备叙其事,使人读其文,尽得其故迹”24,所以堪称诗歌创作典范,被誉为诗史。宋人更是将杜甫之诗号为诗史,认为杜诗的最重要成就就在于它用事之博,真实地记载了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历史事件和事实。明人杨慎说: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韵语纪时事,谓之诗史”25,指出了宋人论诗的这一特点。他本人并不赞成宋人的看法,认为它违反了《诗》以道性情的特点,不足以论诗”26。不过,杨慎这看法并没有得到广泛赞同,比他稍晚的王世贞就很不赞成他的观点。而到了清代,将诗作为历史对待,则几乎成了论《诗》之人的共识,钱谦益、黄宗羲等诗学名家都持这一看法。诗史概念也不限于杜甫,而是用到更多诗人身上。比如,钱龙惕笺释李商隐诗时主张:因取新、旧《唐书》并诸家文集小说有关李诗者,或人或事,随题笺释于下。”27姚文燮注李贺诗时亦声称:必善读史者,始可注书,善论唐史者,始可注贺”28。这些看法,均是以诗为史,把诗歌作为历史文献 来阅读。笔者并不赞成简单地将诗歌与历史等同起来,因为不管一首诗的创作如何与历史上发生的事件相关,作为一个现代读者和诠释者来说,他之所以欣赏诗,更重要的是因为这首诗所表现出来的情感意蕴和独到的艺术 形式和方法,而不是与诗相关的历史信息。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将诗看成历史,并不意味着就一定缺乏文学的诗意和想象。深入了解诗的历史本事和信息,其实也可以丰富人们的诗意和想象。比如,我们读李白的《朝发白帝城》,了解到李白被贬谪夜郎遇赦放归的本事和事实后,就能更好地解读李

    白这首诗的诗意,并唤起丰富的想象。新历史主义的代表人物海登?怀特认为,在历史叙事和文学叙事之间并不存在根本对立,历史叙事也需要文学的想象。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借助于历史叙述,从这一叙述中获取更多历史事件和信息,也可以大大增强我们关于文学的想象和诗意。从这一意义上说,《毛诗》对《诗经》的历史化解读,在历史信息非常模糊的情况下对《诗》的历史本事和主题的寻求和解读,未必就不是一种有意义、有价值的《诗经》解读方法。比如,《毛诗序》释《王风?黍离》,加上闵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过故宗庙宗室,尽为禾黍。闵周室之颠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诗也这样的题解,比起不提供任何历史背景,只是泛泛地说成心之忧矣,我歌且谣的风谣体的忧愤之诗,显然更具有历史的想象和诗意。

    第四,汉代诗学对《诗经》的历史化解读,还有助于人们更全面地认识 中国 古代诗歌理论传统,特别是中国古代诗歌早期发展的历史和传统。在当今的中甲文学理论中,有这样一种见解,认为中国古代很早就明确区分的不同,认为诗的主题是言志(抒情),而的主题则是记事、叙事。这一观点显然是不符合中国诗学理论实际的。其实,中国古代诗学所讲,从闻一多、杨树达等人的考证看,最早都是包含记事言事的 内容 的。闻一多先生在《歌与诗》中说:志有三个意义:一记忆,二记录,三怀抱,这三个意义正代表诗的发展途径上三个主要阶段。”29又说,“‘的本质是记事的……古代歌所据有的是后世所谓诗的范围,而古代所管领的乃是后世史的疆域。”30闻一多立说的根据是上古歌诗的分离,在这种分离的背景下,歌的本质是抒情,而诗的职能在于用韵语记事。闻一多所提出的上古歌诗由分途走向合流的假设难以成立,因为歌乃诗之母,人类早期的诗不可能脱离歌而存在。不过,他把记事作为早期诗歌的功能提出来,认为记事则要靠口耳相传,所以的早期功能则在于记忆的保存,后来才演化为偏于表现情感心意的怀抱的意义,这一看法则是有道理的。今天许多人谈到中国古代抒情言志的诗歌传统的形成时,都把它归结为《诗经》。这一归结有一定道理。《诗经》的确非常重视抒情言志,特别是《诗经》中的诗则基本隐去了诗的历史事件和人物背景的记事性因素,其基本特点便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班固语)的抒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诗经》就一味地强调抒情。就以风诗的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特征来说,它也并不是与叙事无关,只是它写因事件激发的情感欢乐,重情感抒发而将事件、记事性因素弱化,并没有完全排除叙事。而风诗中有的诗篇,如《豳风·东山》、《卫风·氓》、《风?定之方中》等,其叙事因素是非常充分的。而如《雅》、《颂》中大量记载先人历史的篇章和祖述祖先功德的诗篇,其记事言事叙事的功能则决不会弱于《诗》的抒情和言志功能。有论者将《诗经》分为记事性文本和象喻性文本,前者以《雅》《颂》为主,包括部分以赋为主的《国风》,后者以《风》诗为主。31这一划分在我看来是合理的。我们过去习惯从将《诗经》看成以抒情为主,以为主的象喻性文本,而忽视了从记事性角度来理解《诗经》,于是对汉儒将《诗》与历史事件对应起来,对《诗》作历史化解读的作法缺乏认同和了解。其实,汉代诗学对《诗经》的历史化解读和还原,虽有以史为尊,模糊历史叙事与诗歌叙事区别的缺陷,却也与中国诗歌早期发展历史相关,与对《诗经》本身内含的记事、言事、感事功能认识相关,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方能理解汉代《诗经》阐释,特别是《毛诗》解《诗》的价值和意义,也能更全面地了解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历史和进程。

   注释

   ①劳孝舆:《春秋诗话》,广东高等 教育 出版社1996年版,第20页。

   ②③⑩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3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第5页,第107页。

   ④⑤孔颖达:《毛诗正义》,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页,第10页。⑥《朱自清全集》第6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33页。

   ⑦郑振铎:《读毛诗序》,《古史辨》第3册,北平朴社1931年版。

   ⑧夏传才:《诗经研究史概要》,中州书画出版社1982年版,第81页。

   ⑨叶适:《习学记言》卷六《诗序周南召南至幽》,《四库全书》本。

   11朱熹《诗集传》也赞同《毛诗序》的解释,把《式微》一事看成是黎侯寓于卫之作。

   12钱志熙:《从歌谣的体制看的艺术特点》,《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

   13廖名春:《郭店楚简与〈诗经〉》,《文学前沿》第2期,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4郑樵:《六经奥论》卷三,清康熙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汇编本》。

   15参见冯浩菲:《历代诗经论说述评》,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14页。

   16朱熹《诗集传?小雅二》曰:雅者,正也,正乐之歌也。其篇本有大小之殊,而先儒说又各有正变之别,即是将正变说与 音乐 联系起来,认为正变乃是正乐之歌;顾炎武《日知录》卷三则明确提出入乐者为正风正雅,不入乐者为变风变雅之说。其实,从入乐不入乐的角度来否定《毛诗》的正变说的理由并不充分的。因为古之《诗》都是入乐的。17顾颉刚:《论〈诗经〉所录全为乐歌》,引文见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顾颉刚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24—225页。

   18何定生:《诗经今论》, 台湾 商务印书馆1968年版,第251页。

   19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0页。

   20《史记·周本纪》曰:懿王之时,王室遂衰,诗人作刺,《汉书?匈奴传》曰:至穆王之孙懿王时,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国。中国被其苦,诗人始作,疾而歌之,都说明了这点。

   21叶燮:《原诗·内篇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22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卷一,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06页。

   23《闻一多古典文学论着选集》,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7页。

   24孟:《本事诗?高逸第三》,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5页。

   2526杨慎:《总篡升庵合集》卷137《诗史》,转引自敏泽:《中国美学思想史》第二卷,齐鲁书社1989年版,第599页,第599页。

   27钱龙惕:《玉溪生诗笺叙》,《李商隐诗歌集解》附录二,中华书局1988年版,2021页。

   28《昌谷集注》卷首姚文燮自序,《李贺诗歌集注》,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69页。

   2930《闻一多古典文学论着选集》,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页。

   31周裕锴:《中国古代阐释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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