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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枫论《史记与诗经》
信息来源:诗经文化网 发布时间:2010年12月14日15:27 文章编辑:晓华

司马迁是史家,这谁都晓得。他也是哲学家?读陈桐生着《史记与诗经》,不由得不想这个问题。
  初看书名,还以为陈著要讲司马迁如何从《诗经》中“实录”史料。如今的古典学研究,大多不过像钱穆史学“实录”、爬梳史料,陈著虽有“实录”,却重在辩析司马迁如何赓续孔子存“王道哲学”的命脉。
   从史学史角度看,司马迁与孔子的关系是明摆着的:孔子作《春秋》乃赓续《诗》、《书》,无论“《诗》亡然后《春秋》作”(《孟子.离娄.下》),还是“《书》亡而入于《春秋》,皆天时人事,不知其然而然也。……司马迁绍法《春秋》,而删润典谟,以入纪传”(章学诚:《文史通义·书教·上》)。问题是,如果孔子“作”《春秋》是哲人的“作”法,司马迁“绍法”孔子不也成了哲人?
  治中国哲学的少有不引征司马迁,但很少有人专讲甚么“司马迁哲学”。这种提法听起来就别扭。不过,翻开如今的中国哲学史、思想史各种标准或准教科书,又无不见到说司马迁的思想或哲学。怎样一个思想或哲学法?
  据说司马迁虽师从董仲舒公羊学,“却能保持清醒头脑,不受偏见左右,而是从史实出发,实事求是”(张岂之主编:《中国思想史》〔国家教委审定教材〕,页128)。于是,司马迁的伟大思想就是“实录”精神。但孟子明明说孔子“作”《春秋》只是表面上(“事”、“文”)与“晋之《乘》,楚之《梼杌》”一样,“义则丘窃取之”。如果不从史“窃取”“义”,司马迁何以堪称“绍法”孔子?
  权威的《中国思想通史》说司马迁“实录”精神要精致得多,给他安排了这样一个了不起的思想史位置:司马迁正值“中国封建制社会法典化的划期时代”,那个时候,"中国的奥古斯丁“董仲舒综合”庸俗哲学(按指公羊学)和宗教(按指五行灾异说)建立了“合法思想”,中国思想史从此进入了中世纪,司马迁却能朴素“唯物主义”地站在中世纪之外,“据理恃智”,坚持“百家的异论殊方的传统”(侯外庐等着:《中国思想史》,卷二,页132-33)。但司马迁自己不是说“理不可据,智不可恃。无造福先,无触祸始。委之自然,终归一矣”?据说,这话是在"积威约之势下不得不说的隐约之言,实际上司马迁“激于义理”敢反“合法思想”。甚么样的“义理”?据说,司马迁信人不信天,“从人类经济生活方面寻求”社会历史发展的原因(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秦汉卷》,页311);甚至肯定“利欲”、批判“仁义”(祝瑞开:《两汉思想史》,页142以下)。于是,司马迁成了“进步”思想家。
  这类“主流”中国思想史家对司马迁哲学的礼赞如今可能已经让人感到好笑,然而,中学研究尽管不再时兴“唯物主义”、“思想进步”之类的说辞,“五四新文化”色彩的教条并没有绝迹,“唯物主义”不过变成了“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唯物史观”不过被文化人类学、历史社会学代替了。人们热衷追究中国古典思想中种种现代“主义”的蛛丝马迹,再不然就把思想史还原为社会史,寻找某种思想在历史社会中的所谓具体“位置” 
   《史记与诗经》说司马迁思想,笔法不同。全书共260页,凡九章。第一章辩司马迁习哪一家《诗》说的旧案,三至七章辩具体的《诗》说(“四始”说、“风雅正变”说、“《商颂》为宋诗”说、“圣人无父感天而生”说)与《史记》的关系,末两章分别讨论《诗经》与司马迁"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原则的关系和司马迁本人对《诗经》的论说。第二章讲司马迁与孔子的关系,篇幅最长(六十余页),乃全书重点。为甚么?
  第二章首先花了大量篇幅讨论:有没有孔子"删《诗》"这回事?如果有,如何""法?
  孔子是否"删《诗》"乃经学史上一案。皮锡瑞《经学通论》说《诗经》,最后一条即辩论《史记.孔子世家》的孔子"删《诗》"说。《史记与诗经》的问题可以说是从皮锡瑞对这一经学问题的总结而来。这就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中学研究的问题意识究竟来自现代的种种"主义"或时髦的人文-社会科学,还是传统的思想本身。
  孔子是否"删《诗》"与孔子是否作《十翼》、《春秋》、《书序》的问题连在一起,涉及对孔子的历史形象的认证:孔子究竟是哲人,还是整理旧故的学究老儒。今人(如钱穆、冯友兰)和古人(如朱熹、刘克庄)都否认孔子"删《诗》"、作《十翼》、《春秋》、《书序》。孔子""""是司马迁第一个加以总结的,"难道司马迁要与后代的学人开玩笑"(页47)?
  这问题提得好。在思想史上,司马迁第一个给孔子""传。记载孔子言行的其实很多,比起不着文字的苏格拉底,有案可查多了(记载孔子言论的,实在太多而且庞杂。参孙星衍等辑、郭沂校补:《孔子集语校补》〔齐鲁书社,1998〕)。然而,还原"历史的孔子"真的那么有指望?
  即便还原出历史地真实的孔子,仍然与司马迁记叙的孔子不相干。《史记与诗经》承认,将《论语》中的孔子面目与司马迁的孔子传比较,司马迁将孔子"述而不作"改为""述,孔子不再像个失意知识分子,而是"制一王之法以俟后圣"的立法者,以致被尊为"素王"(页60)。但《论语》中的孔子就真的"历史地"真实?不错,司马迁将孔子描绘成素王是当时一派儒家(公羊学派)之言,但当时记叙孔子的,哪一个不属于某一家?初代儒家已经"儒分为八"或别为"孔门四科",哪一派的记叙是"真的孔子"
  重要的是理解某一派如何理解孔子以及为甚么如此理解。《史记与诗经》花了相当篇幅讲公羊派如何对孔子的理解,以便理解司马迁为甚么要如此为孔子立传。孔子并非诸侯王,司马迁列孔子入只有诸侯王才佩享用的"世家",并在十二诸侯世家中插入"孔子生"条,司马迁笔法的寓意很清楚:孔子为"素王"(页82)。
  如何成为素王?不过用一枝秃笔删述六经。《太史公自序》将《史记》的学术目的概括为"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乃是继承孔子删述六经的事业,"将经学和诸子之学整合为一个体系,作为现实政治的指导"(页87)。论者虽然没有直说,结论必然是:《史记》是继孔子之后的又一次"删述",司马迁""《史记》也是要当"素王"
   《史记与诗经》将看《史记》的眼光带回到今文经学。读毕此书,我才知道,这是作者第三部研究《史记》的专著(前两部为《中国史官文化与〈史记〉》〔汕头大学,1993〕和《史记与今古文经学》〔陕西师范大学,1995〕),三书的主题都是《史记》与经学。
  《史记》与经学不是新题目,但过去《史记》主要被用作今古文双方攻讦对方的材料(《史记与今古文经学》,页253-70)。作者则要"从经学角度揭示《史记》的文化学术渊源",把《史记》变成经学研究中的一题,不仅要突破经学派别论争的窠臼,还要"深切理解司马迁以文化道统为己任的伟大心灵"(《史记与今古文经学》,页31-32)。
  司马迁出于、却不囿于公羊家,何况他的思想并不亦步亦趋其先师董子。但这不等于说,司马迁不再是公羊派中人。毋宁说,司马迁是公羊派中最有心按"口传"继承孔子的人。如果孔子生在司马迁时代,面对那么多"百家杂语",他大概也会"厥协"异传、"整齐"杂语。公羊学在司马迁那里,不是守一经之学(董仲舒、何休),而是据公羊"口传"的孔子笔法删述史籍。《史记》与《诗经》关系问题的要害正在于此。司马迁的〈孔子世家〉分明是他悉心体会孔子使命的表达,有如柏拉图记叙苏格拉底的对话。《史记》绝非一般所谓史书,而是哲人书。
  甚么样的哲人?"《春秋》未作以前之诗,皆国史也;人知夫子之删《诗》,不知其定史。人知夫子之作《春秋》,不知其为续诗"(钱谦益:《有学集》卷十八,〈胡致果诗序〉)。《史记》"绍法"《春秋》不过就是续《诗》定国史。或者将章学诚的《尚书》、《春秋》、《史记》的三段论式史学转换成这样的历史理论:《尚书》的"以史为鉴"经孔子的"以史为法"到司马迁成了"以史立言"。无论那种说法,司马迁都放弃了"以史立法"的孔子精神,成了历史理论家。真的是这样?
  关于《史记》的八书,向来讼说纷纭,作者不否认《尚书.尧典》提供了《史记》"八书"原型,但"八书"实为《尚书.尧典》与公羊家哲学结合的产物,"关键在于汉家改制"。这说明司马迁仍然赓续孔子"以史立法"的精神。孟子说孔子""《春秋》以后,出现了一系列《春秋》。"春秋"不再仅指史书,"含义已经由史书而过渡到指代那些专讲治国大道的政论著作"(页59)。"如果说孔子着《春秋》重在创新,删《诗》就是述旧,创新和述旧形式不同,在继承王道文化传统这个大方向上则殊途同归。《春秋》是制定一王之法,删《诗》则是为一王之法中的制礼作乐树立了典范"(页90)。孔子删述六艺、把习传的史书变成具有政治统治法权的经。将经学还原为史学,""要么成了上古史料、要么真的成了"断烂朝报",删述六艺"当一王之法"的精神就丢失了。
  司马迁的孔子传说明了他承孔子继"先哲王"的素王精神,《史记》笔法只能从孔子"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来理解。这种行为是政治的,是继孔子立法后的又一次立法行为。用今天的话说,孔子是政治哲学家,同样,《史记》首先是政治哲学,"以三统论和五德说的模式论载历史"(页85)。《史记》不能仅仅作为史书来读,正如不能如此解读《春秋》。
  司马迁是孔子式的王道哲人,堪称中国政治哲学史上的大家。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怎么没有提到司马迁?一定是某种"主义"的史学立场蒙住了他的眼睛,就像其师萨拜因的眼睛看不见修习底德是政治哲学家。

 文章来源:豆瓣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