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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红楼梦》:古代俗文学的巅峰
信息来源:诗经文化网 发布时间:2010年12月15日19:21 文章编辑:晓华

从文学表现的目的上讲,“诗经”时代是“言志”的时代。因受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物质财富多寡所限,那时,“饥”和“劳”这二者相对而言是人们最需要面对的严重的现实问题,“歌其食”和“歌其事”于是应运而生了,这就是为温饱、为工作的劳累而创作和吟唱民歌的主要原因,所谓“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是也。所以,那个时代的俗文学作者也就是每一位耕者和织者,他们在言志时当然谁都没有署名意识,更没有稿费意识。而《诗经》之所以有其巨大的文学价值、欣赏价值和认识价值,其原因正在这里。由此而可推论,文学一言利,便可能走下坡路。而下面的事实便是更明显的证据。

由于创作的目的是“言志”,再加上创作者和言志者多数谈不上什么文学水平和文化水平以及其“志”很多又是即时的和暂时的(如一次伐木劳动时所想、一次集市交易时所遇等),所以其诗章的篇幅都比较短小,把所有的“国风”摞起来,也就那么几页。而后来的俗文学有了商品性质,那时没有电影也没有电视,平民和贵族一样也有“夜生活”的需要,这便促进了大型作品的诞生和发展。所以无论是小说、话本还是戏剧,其篇幅都较以前长。有些连本的作品可以叫你连续欣赏数月,如《长生殿》之类。宏大的规模展现宏大的社会历史和现实,这是这一个高峰唯一胜过前一个高峰的地方。但因其是商业性的,其思想价值、认识价值也包括艺术价值吧,与前比或逊色了些。

唐宋以前,无论是俗文学还是雅文学,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专业作家,即使是《离骚》的作者屈原,即使是“奉旨填词的柳三变”,都不能算专业作家。这是由那个时代“官本位”的制度和意识决定的,弄文学,只是封建士大夫和官僚的业余爱好而已。而关汉卿以后,雅文学基本上仍是封建士大夫的业余爱好,而俗文学应该说有了专业作家。其正面是艺术形式因此而更完美了,作品的叙事容量也比以前更大了;但由于这些作家都是封建士大夫,其作品中便再也找不到《诗经•国风》那样的生活气息,这是其思想性和艺术性与前不可同日而语的又一个原因。

在“诗经”时代,前面已经讲过,俗文学和雅文学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你看,当时的内政、外交、教子、事亲等都与《诗经》有涉。《左传》就常常引用《诗经》的句子,而少引用孔子的话。《诗经》的这种教化和劝世的功能是元杂剧和章回体小说等所不具备的。后世,这以民歌为主的《诗经》似没遭人非议,而即使“独尊儒术”以后,非议《论语》、《孟子》的也不乏其人。此对比很值得我们玩味。从政治思想上讲,因本身上述的功能和中国特色,早先的《诗》或曰《诗三百》后来必然要被作伪而证为“经”成为《诗经》的;但在政治思想场合而外,文学的《诗经》后来竟并未被雅化多少,即使其雅化的部分移易到新的作品中,也因其潜在的本质和生活气息而显出鲜明的特色和相当的艺术生命力。这在陶潜、苏轼和辛弃疾的一些作品都很容易看得出来。无论是文学的《诗经》还是政治的《诗经》,在后世都“经”。

但关汉卿以后、特别是到了明清时代,形式上看,由于科举制度的强化、发展和完善,正宗读书人在心理上虽有可能不排斥杂剧、传奇、说书、话本和章回小说,但渐渐地、也是无可奈何地、却又非要装得义正辞严地视弄俗文学甚至读俗文学为下品了。正和野、雅和俗因此而对立起来了。这是与“诗经”时代(包括《诗经》对后世的影响)又一个截然不同之处。

到得“五四”以后,现代白话文兴起,渐渐地此前的白话——包括《金瓶梅》和《红楼梦》,都成雅文学矣!这白话文学由俗而变雅,成为古代俗文学终结的标志,便完成了又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进程。

古俗文学这样的发展史对我们今天主要有什么样的观照意义呢?历史总是要进步的,城市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否可以说正像古希腊文学不可能再现一样,我们的“诗经”时代也必然不可能再现了呢?古希腊的文学艺术是后来的西方、并且直到今天仍然是西方文学艺术的源泉和宝库。我们不少文学家能够从《诗经》所谓正统“经”的面目的背后剥离出它本来就有的文学因素和民本思想的因素,并以此作为创作的宝库和源泉进而创作出不少传世之作,这和西方相似。但进入现代以后,这样的文学家似乎少了。

前面已经讲过,城市化的进程和工商业的发展促进了我国俗文学第二个高潮的到来。但因其“言利”的原因——也就是说,因其过度的经济和商业因素有时干扰了文艺发展的自身规律和轨迹,所以,其成就、价值、影响与规模与“诗经”时代比则逊色了许多。

可见,仅仅“言利”在今天对文艺已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经济和文艺两者的发展规律有时未必一致,两者的发展如何才能够获得“双赢”,确实值得研究。

本文来源:凤凰文化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