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地域文化研究是地域文化学的重要内容。古称房陵的湖北房县，地域文化具有独特价值。房陵文化主要由神农文化、巴山文化、诗经文化和流放文化等４种文化成分构成。这４种主要文化所辐射或覆盖的地域，形成了房陵文化圈，其地域相当于或稍大于十堰市行政区划。房陵文化是地域文化学和文化生态学研究的不可多得的范例。

［关键词］ 房陵文化；构成；价值；圈层

房陵是湖北房县的古称，地处大巴山东端。之所以称为“房陵”，因为这里是山中盆地，四周高山耸立，宛若房室四壁。房陵的地域文化构成从地域文化学上看是非常少见的。这里是早期人类活动的地域，先后发现猿人遗址和新旧石器时代遗址。相传四千多年前尧的儿子丹朱被封为房邑侯来到这里，丹朱为儿子取名房陵，舜就封这里为房子国，这也是“房陵”来历的又一说。春秋时期，房陵的周边与秦、巴、楚三个大国和庸、麇、邓等几个小国相邻，这些国家的文化在这里融合，增加了本土文化构成的变异性和独特性。房陵文化的构成主要有神农文化、巴山文化、诗经文化和流放文化等４种文化成分，这４种文化成分是全国其他地域文化里所没有或少有的。

房陵文化中最基本、最原始的成分是神农文化。神农文化是房陵文化的根基。神农氏在鄂西北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斫木以耜，揉木为耒”，开创了农耕文明，在神农架搭架采药开创了医药文明。神农架在房陵辖境内，房陵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产生了农耕文明和草药文明。在今天的房县，农耕文明还有许多原始生产方式和耕作习惯的留痕。特别是在深山里，生产工具还是锄头、镢头和犁具等几千年传下来的工具样式，只是将木制换为铁制。农田建设基本无从谈起，至今还种着挂坡地。草药文明则截然不同。这里的草药文化博大精深，草药的传说和草药的民歌广为流传。历史上房县曾为楚地，但是盛行于楚的巫术在这里并不盛行。这里少有巫医，民间郎中笃信山中百草而不施巫术。绝大多数病人也同样是信草不信巫。草药改变了人的观念和信仰，这是神农文化里重要的价值成分。在房县，民间医生很多，乡乡有、村村有，而且每个村落往往都不止一个两个。就是不行医的一般的人，往往也懂得一些草药知识和医术。这里的民间医生大多并不以行医为生，他们行医不收钱，也不收礼，完完全全是为着治病救人。他们绝大多数没有行医执照，没有被国家认可的合法的医生身份，但是他们的医术非常高明，常常让现代的医院望其项背。这些民间医生把祖传的草药医术传承得炉火纯青，也把草药文化传承得至善至美。

房陵坐巴山、望秦岭，南依长江，北傍汉江，处于两江中间，也处于两大水系的边缘。这里的先民由土著居民和外来移民组成。自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这一带国家分布密集，东是曾立国于荆山的楚国和襄樊邓城镇一带的邓国，西是立国于雍（今陕西凤翔）的秦国，南是周武王所封的子国（也称巴子国、巴国）和位于今竹山县的庸国，北是位于今郧县的麇国。历史上房陵国属复杂而多变，西周之前房陵为彭国，西周之后房陵先是秦、楚、巴三国边陲之地，处在三个国家的夹缝之中，南部为庸国所辖，北部为麇国所辖。公元前６７８年，比邻房陵的邓国被楚所灭，前６１１年，庸国又被楚所灭，房陵属楚。战国时期房陵又被秦楚分而治之，以房陵东部的粉青河为界，东归楚、西属秦。前３１６年巴国并于秦，前２２３年秦灭楚，并置房陵县，房陵完全属秦。由此不难看出，房陵一直是多国边缘文化的融会地域，这里的文化是多样的、多变的、漂移的。所以，若以国属定义房陵的文化是秦文化、是楚文化、是巴文化，或者是秦楚文化、秦巴文化、巴楚文化，似乎都不那么妥当。以区域定义房陵的文化是长江文化或汉水文化也不确切。房陵最基础的文化、最本原的文化，应是巴山文化，是房陵人世代生活在大巴山里所形成的巴山文化，是蕴涵着秦文化、楚文化、巴文化和秦楚文化、秦巴文化、巴楚文化以及长江文化、汉水文化的巴山文化。这种巴山文化是房陵文化的底蕴。

房陵文化中比较独特的成分是诗经文化，它是房陵文化的血脉。诗经文化产生于西周，发育成熟期整整５００年。它的成熟标志就是《诗经》的完成。《诗经》是华夏文明史上的第一部诗歌总集，是中国文字文学的源头和基石。西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注重文化和文学的朝代，当时周室有“采诗”制度和“献诗”制度，定期派人到民间采集诗歌，朝中公卿士大夫定期为天子献诗。正是周室的这种文化制度，才使《诗经》得以产生。被称做“行人”或“遒人”的采风者，不仅在王畿采集，也到过今天的山西、河南、湖北和山东等地。西周王朝建都于西安南沣水东岸，湖北紧傍王畿，而房陵正与王畿接壤。这里的民间文化发育好，并且有“好歌”的传统，于是就成了采诗人的理想之地。房陵属召公南国疆域，《诗经》中与房陵相关的民间诗歌，通常应在《诗经》“风”的召南中。“风”在古代有“教”和“音”的含义，朱熹则更直接地把“风”定义为“民俗歌谣之诗”。由此不难看出房陵民间诗歌的功用和价值。房县不仅是《诗经》的采录地，还是《诗经》的采录人、即为房县人所世代景仰的尹吉甫的故乡。尹吉甫是房县青峰镇人，房陵是他的故乡，也是他的采邑，至今那里还有他的墓冢、墓碑和供奉他的宝堂寺。尹吉甫是周朝大臣，为周宣王所器重。“兮甲盘”有１３３字的铭文记载着他征伐猃狁和征收南淮夷贡赋的功绩。《诗经》中有赞颂他的诗章《六月》，称“文武吉甫，万邦为宪”。他曾为“行人”到房陵采诗，并有《大雅•烝民》、《大雅•崧高》和《大雅•韩奕》等诗著。看来他是个有文韬武略的人。房陵原本就是有着好歌传统的歌之乡，宫廷派人到房陵采诗是对其好歌传统的肯定和策励。这种肯定和策励使房陵的好歌传统更加发扬，使房陵人上山有山歌，下田有田歌；农时有劳动歌，素常有生活歌；娱乐有盘歌，爱恋有情歌；人生有歌迎，人死有歌送：歌成风、歌成俗。《诗经》时代的歌谣，房县人今天依然在传唱，在２０世纪初叶，在民间丧葬祭祀活动中，还有童男童女唱《诗经》的仪式。在今天的房县，能唱千首民歌的人比比皆是，唱“四书五经”、“增广贤文”和历史演义等“大本头”的歌师，也难以计数。门古寺镇有３万人口，民间歌手有５０００多人，能唱千首民歌者有１２０多人。离开历史文化背景，这是很难做出解释的。最近学界有人提出《诗经》为尹吉甫主编。《诗经》大致编定的时间是在周景王元年，这已是在尹吉甫３００年之后的事情，尹吉甫主编《诗经》不大可能，起码我们今天看到的《诗经》版本不是尹吉甫所编。虽然如此，学界对尹吉甫的重新关注，有利于掠去房陵文化的历史浮尘，打开房陵文化被尘封的历史窗口，有利于我们思考房陵的民歌为什么能够这样丰富，房陵的民歌和民谣对中华文明、对中国文学做出的是什么样的贡献，我们应该怎么确定房陵在中国文明史、文化史和文学史中的地位等等，这是一些在重新审视和研究房陵文化时所不可绕过的问题。

在房陵文化中，最具特色的是流放文化。房陵是我国年代最早、规模最大、历史最长久的流放地。历史上把房陵作为流放地的朝代最多，被流放到这里的人数最多，而且品级最高，仅史书上记载的流放到这里的帝王就有１４位。在中国的历史上，河北的沧州、黑龙江的漠河、四川的巴州和黔州、以及新疆和海南等地，都是较为集中的流放地。但是，没有哪一处能够在上述几个方面与房陵相比。自秦以来，房陵有数次大规模的流放活动。第一次是秦始皇亲政的时候，长信侯嫪毐趁秦始皇刚刚亲政起兵叛乱被处死，其眷属和党羽及门下食客、家僮等４０００多户上万人口被流放到房陵。接着是吕不韦被免职在蜀郡忧惧自杀后，其眷属和党羽及门下食客、家僮等一万多户数万人被流放到房陵。第二次是西汉时期，刘邦的女婿张敖、济川王刘明与济东王刘彭离两兄弟、清河王刘年和河间王刘元等被流放到房陵。第三次是唐朝，有梁王李忠、广武王李承宏，还有广为人知的庐陵王李显等被贬谪房陵。第四次是五代两宋时期，后梁刺史惠王朱友能、南宋周恭帝等帝王被贬谪房陵。我国人口在秦朝时只有几千万，西汉末期近６０００万，唐朝仅５０００万、宋朝仅４７００万。房陵在这些朝代里人口之少是可想而知的，西汉时期约２万；唐朝时房陵置郡辖４个县，人口仅有７万；宋朝时房陵置州辖两个县，人口不足５万。如此之多的帝王，如此之多的人口被流放到房陵，这意味着什么？房陵流放地与中国历史上其他流放地最大的差别、最大的不同，就是房陵流放地不仅是人口的流入和徙入，重要的是文化的介入和植入。流放文化对于本土文化来说是异质文化，它所带来的宫廷文化必然与本土文化发生融会和整合，这种融会和整合形成了新的独特的文化。这种文化堪称房陵文化的精华。还有一个最容易被史学家忽略的问题，这就是被流放的帝王将相并非都是王朝欲将其置于死地而后快的人。有些皇亲国戚或亲信党羽犯了游戏规则，放在宫廷里碍眼，或者不贬不谪不足以维护王朝律令的尊严，宫廷就将他们流放到离国都并不很远既荒僻又富庶的地方去。对于建都长安的王朝而言，房陵就是最理想的流放地，盆地地形，山高水险而土地却很肥沃，被流放的人到了这里既跑不了也饿不死，适中的距离也便于朝廷监视督察。这使残酷的流放带上了温情色彩。唐朝庐陵王李显可算做一例。他被贬谪在房陵长达１４年之久，在这里卧薪尝胆，筑城建宫，以图东山再起。历史上被贬谪在这里的帝王将相修宫建殿依然称王者，远不止庐陵王一人。于是就宫廷文化而言，房陵就成了不是陪都的陪都。这种“陪都文化”是房陵文化中最具独特价值的成分。

纵观历史，被宫廷流放到房陵的帝王，被流放帝王带到房陵的宫廷文化，改变了房陵的社会形态和文化形态，提升了房陵在鄂西北地域中的政治地位和文化地位。在房陵这个独特的地域里，王与民的亲和、宫廷文化与民间文化的融合、流放文化与本土文化的整合，为中国的历史书写了独特独到的篇章。

这一独特独到的历史篇章，决定了房陵的文化中心位置。被这个“中心”的神农文化、巴山文化、诗经文化和流放文化等４种主要文化所辐射或覆盖的地域，形成了房陵文化圈。房陵辖境在历史上虽然并不恒定，但是幅员广大，至今还有“千里房县”之誉。它的大致范围包括现在的房县、竹山、竹溪、保康、郧县、神农架和十堰市区等县区。房陵文化圈的区域，基本上就是这个区域，相当于或稍大于现在的十堰市行政区划，是比较完整的鄂西北地区。建立起房陵文化圈的理论，鄂西北各地域的许多文化现象，都可以在房陵文化中得到解释。上个世纪８０年代，神农架林区发现的《黑暗传》引起学术界很大兴趣。《黑暗传》实际上是祭祀活动中歌师的唱词，最近在房县西蒿坪村又发现了与其相同的祭祀唱词《待尸歌》和《盘根》。“待尸”丧葬习俗极有可能起源于假死现象，这种祭祀仪式就是待尸还阳，等待假死的人再活过来。因此在《待尸歌》的最后部分还有《还阳歌》。西蒿坪村有任姓两兄弟，一个７０岁，一个６５岁，兄弟俩擅长唱书，专唱大本头的。他们俩各有一部《待尸歌》唱本，一朝一代共有３６朝，唱词比《黑暗传》要流畅得多、口语化得多，韵律也规范工整，可以让人感受到《诗经》的遗风和韵致，这应该是歌师唱本的最原始版本。在封闭的大山里，宫廷里的东西民间歌师缘何能这么清楚？把这一现象放到房陵文化圈里考察，《待尸歌》和《盘根》以及《黑暗传》极有可能就是流放文化的产物，是被流放到这里的宫廷里的人带来的，或者宫廷里的人到了这里而产生出的祭祀方式。事实上这种祭祀方式和《待尸歌》也仅在鄂西北地区的丧葬习俗中才有，又恰在房陵文化圈内。

房陵文化是具有特殊意义的地域文化，有着地域文化学和文化生态学等多学科价值，也有着文化流动与积淀、异质文化介入与植入、本土文化与异质文化互动和吸纳以及整合等多课题研究价值。房陵文化圈是大房陵文化，是研究房陵文化种种价值的文化地域层面，也是进行房陵文化与周边文化比较研究、房陵文化与其他地域文化比较研究的文化地域层面。建立房陵文化圈的理论，界定房陵文化的圈层，才有对房陵文化达到全面认识和立体研究的可能。这是房陵文化圈建立的学术必要和全部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