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是汉水流域的一座历史文化古城。

　　自打十几年前，我定居于这座城市以来，一种凝重的汉水文化底蕴就无孔不入地浸透到了我的骨子里，于是，我产生了要给我所在的这座古城写点东西的愿望。

细思之，《阴阳碑》作为自己对汉水文化认识的突破口，最初的写作动因大概有这么三点：

动因之一：一位前西德的流域经济专家，在全面考察了汉水流域之后，禁不住地感叹道：汉江是中国的莱茵河。这位大胡子欧洲人发现，汉水不仅拥有农业文明的辉煌，它也同莱茵河一样，孕育过人类的工业文明，尽管它是雏形。这就是汉水特有的撀胪肺幕瘮及其它。

动因之二：襄阳城边的汉水上有座古渡口，江面上的大桥通车后，古渡口便老了。古人过渡为祈求平安，过渡时要向江水里抛掷钱币。随着挖石船的轰鸣，大量沉睡于江底千百年的各朝古币得以重见天日。当然，也就一同出水了许许多多的故事。

动因之三：汉水源头的陕西著名作家路遥在世时，曾对其好友贾平凹的名字进行过一番很有趣味的批点。说平字形如阳具，凹字形如阴器，是阴阳交合体。可见，平凹先生体内有阴阳相济，此乃大福也。其实阴阳相济为人类之共性，不仅平凹先生如此，乃社会的人都应如此。只是，具体到每一个，阴阳吐纳强弱有异罢了。

二

汉水作为长江的最大支流，其汉水文化应不应该是长江文化简单的物理分支？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认为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摇篮。

事实上，根据已有的考古发现，长江流域中的巫山人至今二百余万年，明显地早于北方的山顶洞人几十万年；长江流域的湖南彭头山遗址中发现的稻壳距今已有八千多年，是整个亚洲大陆发现的最早稻作遗存，比黄河地区要早两千多年。中国真正有史可考最早进行水利建设的是长江边楚国的孙叔敖，在约公元前六百多年前完成，比北方已载入史册的西门豹修的漳河渠要早三百多年，比秦国建的郑国渠要早三百六十多年。更有意义的是，作为史学界公认的文明出现的三大标志之一的城堡，汉水流域的湖北京山屈家岭文化时期的城址，则是我国目前所知的最早的古城。愈来愈多的考古发现，雄辩地证明了，汉水不仅是楚文化的摇篮，而且在整个汉文化中，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但是，由于人类认识水平的时代局限和汉江自身地貌及季节规律地制约，注定了汉水流域的人们必然要为汉水文化及汉水文化发展起来的文明成就，付出相当沉重的代价。

《阴阳碑》正是要表现这种交融与汇合，以求寻觅汉水文化独特的文化内涵与文化神力。

一个民族就像一条河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大规模的流浪和迁移可能意味着开拓与裂变，而闲适安逸则可能意味着保守和自满。汉水历来水害无穷，全国解放后，人民政府为了根治水患，决定在汉江上修筑大水库。没想到，动员库区移民搬迁，成了一个特大的难题。一位库区老人得知后，连夜将棺材放在了家门口，自己爬进棺材中。他发誓，除非我死了，别想动我的房屋，别想让我离去。汉水在舒展其博大胸怀的同时，也暴露了其满足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心理，这正是汉水流域另一种文化心态的悲哀。

三

　　大自然固有的阴阳之气与历史进程中孕育出的汉水文化，是否有着天然的逻辑联系，不可贸然论之，我试图将两者有意识地放在一块探讨，便不由自主地有了一种叫着神话般的东西。

　　《阴阳碑》不是神话。尽管我不可能经历小说中所处的那个年代，也不可能亲身体验那个年代所拥有的人文的、历史的东西，但我长年喝着汉江水以及我生活的这座历史古城的人文环境，使我强烈地感受到了它的存在。小说的高尚之处在于，它不是现实生活的摹写，也不是历史事实的传声筒，它是作者个人心灵世界对现实生活的再创造，而且是一种高质量的再创造。这种再创造是容易产生神话的。我感觉到了一种美妙无比的心灵世界。我的一位朋友看完这部小说的手稿后，很惊讶地说，小说的氛围太神话了。我明白，朋友所讲的氛围，是指小说的文化性和历史性。

俄国流亡作家纳波科夫曾给小说下过一个定义：事实上好小说都是好神话。这个定义具备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什么是小说的形态？其二，神话的意义是什么？著名作家王安忆认为，小说的形态，首先它是以讲故事为形式，它不是诗，它也不是散文。然后它是以语言作材料，它不是图画那样以色彩线条作材料，也不像音乐那样以节拍音符作材料。而神话的意义在于，我们可以依照小说自己的逻辑，完成自己的感受和体验。因为，这个世界你不可能都经历，但是你却能感受它、体验它。你感受的真实性，告诉这个世界的存在不容否认。

诚然，纳波科夫这里所说的神话，只是一种描绘性的形象说法，但实际上小说不是神话。

我以为，小说文化与神话的关系，如同数学上极限概念所表述的一种数理逻辑关系，你只能无限地趋近于某一个数，但永远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