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绪义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人类向往高雅的生活，自他们的童年就开始了。当他们从潮湿的天然地下洞穴走出来，到高大的树桠间搭起临时的窝棚，再下到地面建起结构复杂而又实用的房屋，从茹毛饮血到钻木取火，从男女杂处交媾到异性对偶婚配，从混沌初开的原始思维到精巧宏阔的多维思维，从简单的结绳记事到复杂的文字产生，从机械的模仿自然到勇敢的知识创新，一切的一切都记录下他们是如何艰难地一步一步走向高雅，走向文明。

人类的生活就这样逐渐变得丰富起来、多彩起来。人类的思维也逐渐从只注意外部环境的刺激，只知道通过自己的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肤觉等外部感官来获得信息，逐渐走向更宽广、更深层的天地。那些原本深深地被遮蔽了的，来自机体内部的刺激，那些看不到的内省体验、内在情感、内在欲望和本能冲动等等也成为人类思维获取重要信息的材料。

因为思维，这一区别人与动物最根本的特征，人类除了通过感官观察自己所感知到的宇宙万物和生活事象，还懂得了思考他们之间的性质、联系和区别。“天何以蓝，地何以绿？”类似这样的发问，意味着人类己开始攻击宇宙间一些巨大的问题，探求世界的奥秘。人类向上、向前、向高、向雅、向明的天然本能开始启动。

《诗经》的时代，离我们虽然远了，然而，一部《诗经》却向我们展示了一幅人类早期灿烂多姿的生活原生态。因为历史的原因，我们对这部展示人类向善向美向高雅生活追求的心灵图卷产生了巨大的偏差和误读。有一些误读甚至己根深蒂固，难以撼动。

譬如说，《诗经》是民歌，是劳动人民口头创作的诗篇。是劳动者智慧的结晶。这样一种解说，自宋代大儒朱熹开始，经历千年，而今似己成为人们的“共识”，无数解经者的笔下，都堂而皇之地把《诗经》说成是“民歌”。

朱熹在《诗集传序》第一次明确提出《诗经》中的“风”是民歌说。“风者，民俗歌谣之诗也”，“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是也”。编选目的是“供观省而垂鉴戒”。其实，这里面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是尊《序》说《诗》的汉学家，还是废《序》说《诗》的朱熹，一方面说《国风》是民俗歌谣，一方面又说是周公或者后妃教化天下之作。我们不敢想像，高贵如周公、高雅如后妃，岂能用男女相咏之里巷歌谣来教育子女、教化天下？

《诗经》的年代，距今二千多年。两千多年前，文字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教育局限在贵族家庭，这两大权力离普通百姓不知相距几何？奴隶贱役们终年出入在深山大泽，肩挑背驼，衣不遮羞，食不裏腹，安得有此闲情逸致，将风花雪月揽入怀中，将浅唱低吟歌于竹帛？

《诗经》的年代，纵贯五百年。这五百年间，战乱频仍，民不聊生。大国征霸，诸侯蜂起。“国际”上，士大夫出将入相，朝秦暮楚，他们引诗用诗，遍及典籍。可我们至今没有发现有一丝半点卒夫走役之徒吟诗引诗的记录。

非要把《诗经》的版权归诸这些连姓名都没有，连衣食都不足的役夫走卒们，其心是好的。可是，事实归事实，真相归真相，撒旦的归撒旦，上帝的归上帝，我们不能出于情感的偏向，而漠视历史，漠视事实。

《诗经》是一部高贵的诗集，是一部典雅的诗集，是先秦时期，贵族的歌咏。这一点，不可讳言，不可矫伪。

《诗经》不能那样读：把歌颂爱情的君子，读成是一个服劳役的平民；把怀人的思妇，读成是隔壁家的女子。三千年以前，先民的心里并没有阶级意识，劳动是先民共同的义务。在天命观念下，人们谨慎地守着自己的本份，把命运寄予给皇皇上天，及其天子身上。

《诗经》不能那样读：把先民的诗言志，理解成后世的诗言情。《诗》言的不是平头百姓之志,而是贵族君子之志,不要错会了情。

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读诗如观史,我们无意以诗证史，但回到《诗经》现场来理解《诗经》是十分必要的。孔子又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诗经》就是这样一部抒不平之怨，达教化之用的典籍。不要错读圣意，莫把先秦当唐宋，莫把杭州当汴州。只有回到那个时间、那种空间上去，我们才可能真正回味《诗经》里无穷的奥妙，才能真正探寻到先民的心声，触摸到先民的脉博和节律。

思无邪啊思无邪，人性之善恶，在先民的血脉里跳动得格外清脆。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其用归于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孔老先生关于“诗三百”的读法，其旨在此。

《诗经》不是古董，也不是马王堆女尸，《诗经》因为其洋溢着先民素朴的人性而一直活在人心头。但《诗经》也不是现代人肉眼可以识读出来的，它毕竟经历了三千年的风风雨雨，积淀着无数的尘埃。三千年以降，多少人把它当成文物或者女尸来解剖过，也累积了无数的伤痕，造就了不少的冤案。我愿意做一个《诗经》侦探，建立起一个人的《诗经》重案组，深入三千年前的《诗经》现场，恢复它历史的真相和原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