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20世纪　周颂　礼乐文化　宗教思想　文化史　大武乐章

　　论文摘要：因学术界长期以来时《周颂》的价值未能作出全面的评价，导致《周颂》研究的相对冷清。20世纪学界主要从传统礼乐文化、宗教思想、文化史、历史学等方面对《周硕》进行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诗经·周颂》二十一篇，大多是以祭祀、祈福和歌颂祖先功德为内容的诗歌，用于祭祀和朝会宴飨等场合，在近代往往被称为“庙堂文学”。正因为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周颂》在文化史、思想史和文学史上的价值没有得到重视，进而造成了《周颂》研究相对滞后。20世纪专力研究《周颂》的论著寥若晨星，仅有少数学者的研究涉及《周颂》中的若干问题。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上个世纪专力研究和涉及《周颂》研究的论文(包括论著中的有关篇章)计一百二十六篇。这些论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周颂》文本进行了研究，取得了程度不同的研究成果。

      一、《周颂》的传统礼乐文化研究

     诗是礼的组成部分，是礼的具体实践的反映。故此，从传统礼乐文化的角度进行《周颂》研究成为研究中的一个热点。在笔者所见的这些论文中，一部分学者的研究并未触及到礼乐文化的本质特征，使得其研究流于浅表。但也有一部分学者的研究颇见功力，取得了一些相当具有启发性的学术成果。这些文章大抵可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对《周颂》文本进行史料性分析从而探究古代礼乐制度之真相，此类文章有：黎子耀的《<诗经·清庙之什》中所见西周礼制考》(《西周史研究》1984年第8期)、陈建国的《(诗经>农事诗中的祭礼初探》(《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专辑)、周蒙的《从<诗经>看古代祭礼中“尸”之角色》(2000年7月《第四届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等。此类文章多结合《礼记》、《国语》、《周礼》等典籍对《周颂》文本进行研究，通过对诗旨的认定和其中重点词语词义的反复考证确定等来还原《周颂》中所保存的古礼的真实面貌。

      另一类文章则将诗与礼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或仅研究二者的关系，如刘操南的《<仪礼)与诗辨析》(《杭州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王洲明的《论<诗>与礼的关系》(《聊城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2期)等；或将二者结合起来，通过这样的视角来解决《周颂》研究中某一特定的问题，如姚小鸥《(周颂·载荃>与周代礼乐制度》(《河南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一文，即是结合周代礼乐制度对《周颂·载荃》进行深人的研究，完成了对若干关键词语的训释。比如作者认为诗篇中的“媚”是一个表述先秦“和合”哲学思想的重要词语，而诸如此类的关键词语对其他先秦典籍的解读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与此同时，文章在深人研究诗篇的基础上对周代的礼乐制度中的礼俗关系亦有所阐述。美国学者夏含夷的《从西周礼制改革看<诗经·周颂>的演变》《河北师院学报》1996年第3期则着重考察了《周颂》中有关礼仪的诗篇，对创作于西周早期的仪式乐章和创作于西周中期的仪式乐章分别进行了分析，认为其中体现了礼仪上的很大差别。西周早期进行的是一种集体参与的仪式，创作于此时的诗篇是被集体唱颂的祷告诗；而西周中期则祭师与观众分离，诗也就成为专职祭师在观众群体前演唱的作品。作者认为从《周颂》这两种诗歌中体现出了诗歌表现形式和礼仪表演这种从集体参与到祭师与观众分离的平行演进，而这种分离则成为中国诗歌从“颂”的领域发展到真正的文学创作的领域的起点。

二、《周颂》的宗教思想研究

　　由于《周颂》的多数篇章创作于西周早期，其余部分至迟也完成于西周中期，而且作为统治者的祭祀用歌，它所体现出的思想使得它在研究周人思想传统的形成方面成为不可替代的重要文献。因此，《周颂》宗教思想的研究就具有了特别的意义。

     在研究的过程中，学者或通过对《周颂》的材料分析研究来关注周人宗教思想中特定的某一观念，如褚斌杰、章必功的《<诗经>中的周代天命观及其发展变化》(《北京大学学报》1983年第6期)，郭杰的《从<诗经>看周代天命观念之兴衰》《江海学刊》1999年第2期)，陈志信、靳无为的《(诗经>中天(帝)的探讨》(《台州师专学报》199()年第2期)等；或是通过对《周颂》及《诗经》中其他篇章的研读，从整体上把握周人的宗教意识，如孙克强、耿纪平的《<诗经>与商周宗教思想、审美观念的变化》(《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周小兵、王志忠的《<诗经>宗教现象原论》(《湘潭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等文章即属此列。

三、《周颂》的文化史研究

　　关于《周颂》的文化史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借助《周颂》及其他文献中所提供的材料来关注文化发展史某一阶段中的若干问题，例如陈洪波的《从(诗经·周颂>到汉代祭祀诗看秦汉之际的文化擅变》(《培训与研究》1997年第4期)，即是通过对《周颂》与汉代祭祀诗中所体现出的祭祀对象、祭祀心态的改变，宗教关怀的变化来考察秦汉之际的文化擅变，指出这两个历史阶段中社会意识形态诸方面的不同和发展。第二，通过对《周颂》与《楚辞》中的祭歌的比较来考察南北文化差异这一特定课题。李家欣的《从(诗经)、(楚辞>祭祀诗看北南方文化的差异》(《江汉论坛》1994年第7期)、杨晓华的《<周颂>与(九歌)产生的文化背景比较》(《社会科学探索》1998年第5期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比较深人的探讨和研究。他们把祭祀这一特殊的文化现象作为研究的窗口，透过这一窗口来关注中华民族形成发展过程中北南方文化的显著差异及对后世的不同影响。第三，专力探讨《周颂》在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如蔡守湘、朱炳祥的《人类精神初次觉醒的产物—论<周颂>在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武汉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

　　四、关于《大武》的专题研究

     《大武》是《周颂》中作于周初武王、成王时期的一组诗，又称《大武乐章》。作为《诗经》中创作最早的诗篇，《大武》对于研究(周颂》乃至整个《诗经》的断代编年、成书过程和思想内容都有着很大的意义。

　　近代对于《大武》的研究，由王国维的《周<大武乐章)考》肇端。王氏之后，论者渐多。其中，高亨、孙作云、张西堂等的论说影响较大。诸家之说各有不同，仁智互见。现谨将各家所定《大武》篇名及次序录列于下：

          王国维：《昊天有成命》《武》《酌》《桓》《妻》《般》

          高亨：《我将》《武》《妾》《般》《酌》《桓》

          孙作云：《酌》《武》《般》《妾》《缺一》《桓》

          张西堂：《时迈》《武》《妾》《般》《酌》《桓》

         杨向奎：《武》《时迈》《资》《酌》《般》《桓》

      以上诸家所定的《大武》篇目次第各有不同，在具体问题的论述辨析方面也都各有所长。王国维在《周<大武乐章>考》(《观堂集林》第一册卷二，中华书局，1959年第6期)一文中，基于对《礼记·乐记》的理解提出《武》之乐凡六成，其诗篇数亦相应为六篇。王氏这个以乐舞之“成”释诗之篇数的观点，被普遍接受高亨先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在其所作《周颂考释》(《中华文史论丛》第4,5,6辑)一文中比较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大武》的性质、用途、舞六成和与之相应的诗篇。他依据“古人引诗必依其序”证《左传·宣公十二年》所引《大武》之诗文字有误；并对诗的内容进行阐述分析，进而力辟王国维所论《大武》首篇为《昊天有成命》之非：采取了陆侃如、冯沉君在《中国诗史》中所提的《我将》为《大武》首篇之说。又通过对《桓》、丈贵》和《般》三首诗歌在《周颂》中的位置、诗意和其命名的特点的考察，断定了此三篇作品为《大武》之诗。同时，他还分析了《礼记·乐记》所记《大武》舞六成分别象征的历史事件和主题并据以排列出六篇诗歌的顺序。在众说之中，以高亨先生之说为优，今之学者亦多采纳此说。

     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在近年来关于《大武》的研究中，一些学者在各自进行了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对《大武》所含诗篇之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异于王国维“以乐舞之成释诗之篇数”的说法，如姚小鸥、李山、申少峰等。其中姚小鸥在其《<周颂·大武乐章>与西周礼乐制度的奠基》(《诗经三颂与先秦礼乐文化》，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1月出版一文中对“成”作为音乐术语的解释十分精彩和到位。姚小鸥认为“成”指“某一完整的乐的组合的演出完成。将该组乐演出一遍，称为一成，数遍即称数成”。并基于此否定了历来以“大武六成”为理由所断定的《大武》含《周烦》六篇的说法。重新认定了《大武乐章》的篇目。认为《大武》应该包含《时迈》《我将》《责》《酌》《般》《桓》《武》七篇。
    五《周颂》的历史学研究

      因为《周颂》自身的性质和特点，长期以来，《周颂》的文学性、思想性被研究者所忽视。很多学者把《周颂》作为研究周初历史的史料，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进行《周颂》研究。在相当长的一个阶段之内，《周颂》的历史学研究相对于其其他方面的研究来说是相当繁盛的。在这个方面取得成果最显著的是郭沫若。郭沫若在其《由周代农业诗论到周代社会》中通过对《周颂》中《臣工》《隐嘻》《丰年》等农业诗的分析考证，进而判定周代社会的性质。此文发表以后，影响颇大，引起了学界极大的关注，并在五六十年代形成了一个学术研究讨论的热点。讨论是围绕《周颂·隐嘻》和《周颂·臣工》这两篇农事诗展开的。主要论文有如下诸篇：郭沫若的《由周代农业诗论到周代社会》(《青铜时代》，人民出版社1954年6月出版)，憩之的《关于周颂隐嘻篇的解释》(《光明日报》1956年7月22日)，郭沫若的《读了“关于周颂隐嘻篇的解释”》(《光明日报》1956年8月12日)，胡毓寰的《关于诗经隐嘻篇“昭假”一词意义的问题》(《光明日报》1956年9月23日)，江逢僧的《关于周颂隐嘻篇解释的我见》(《人文科学杂志》1957年第1期)，胡毓寰的《从诗经隐嘻篇的一些词义说到西周社会性质》(《学术月刊》1957年第10期)，憩之的《周颂·臣工篇发微》(《文学遗产增刊》第4辑1957年3月)，孙作云的《读隐嘻》(附论《臣工》)(《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中华书局1966年4月出版)。

讨论中大家的焦点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一)诗中的成王是生号还是溢号。这一问题的答案直接影响着《嘻》创作年代的确定。(二)昭假的词义。昭假一词究竟是名词还是动词?如果是动词，那么诗作中究竟是谁昭假谁?准确理解昭假一词的意思，是阐释《嘻》全篇意义的先决问题。(三)诗作中的三个“尔”究竞意指何人，“尔私”又意指何物?(四)“十千维藕”的解释。学者们对这些关键词的解释都提出了各自不同的看法，并得出了两种不同的结论。郭沫若、孙作云认为从诗中所见社会现实可知，西周初年已进入封建社会；而胡毓寰、憩之则认为诗作描写的情状是符合奴隶社会的生产劳作的情景的，从而认定西周初年应仍属于奴隶社会阶段。

     这次学术讨论可以说是《周颂》历史学研究的一次高潮，之后仍有零星文章论及此类问题，但大多是这次讨论的余绪，未见新意，影响不大。

     六、《周颂》研究的其他方面

     除以上所列各方面的《周颂》研究之外，还有部分学者在其他方面对《周颂》进行了关注和研究，惜乎均过于零落，未成规模。如陈德宏的试说《周颂·清庙的押韵》(《古汉语研究》1998年第3期)、李维琦的《雅颂中的语法歧义》(《湖南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2,4期)即是《周颂》小学研究的成果；赵沛霖的《诗经祭祀诗与九歌》(《天津社会科学》1988年第2期)则是从祭祀诗这一特定的文体来研究《周烦》中的部分作品的；一些论文则关注颂诗的评价问题，例如王潜生的《再论周初颂诗的评价问题》(《天津师大学报》1988年第6期)、成项的《(诗经)颂诗再评价》(《武汉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等；另有部分专解《周颂》中某一首诗歌的论文，不一而足。

     综上所述，虽然《周颂》研究在《诗经》研究中相对滞后，但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仍取得了重要的成果。我们有理由期待，在新世纪中，《周颂》研究的面貌必有所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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