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传才 青年时代，我是高唱公木先生（张松如）作词的军歌走向战场的，以后又读过他的诗集和诗论，他是我敬重的老诗人。我搞古代文学教学和研究，又读过他的《老子说解》、《老子校读》、《先秦寓言概论》，引用过其中的论点，他是我敬重的老学者。论资历，他比我年长十多岁，他是老学长。他最近出版《商颂研究》，来信要我作序，实在使我惶??。但恭敬不如从命，乃不揣愚陋，遵命作文。 《商颂》的时代问题，历来有商诗（殷商时代的诗）和宋诗（周代宋国的诗）两说。这是《诗经》学中争论了两千多年未能解决的一个大悬案。 在先秦古籍中只有“商颂”或“殷颂”之称，《国语·鲁语》有一句重要的记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诗序》引述这句话时“校”作“得”。对这句话理解不同，究竟孔子七世祖正考父是将原来商代的颂歌到周朝太师那里去校正音律呢？还是他作了整理修订或较大的加工呢？还是他作诗献之呢？历来解释各异。 汉代今文《鲁》、《齐》、《韩》三家，认为《商颂》是春秋时代殷商后裔宋国的宗庙祭祀乐歌，“校”读如“效”，就是“献”，是正考父将自作的歌颂祖先开基建业的诗篇献上来，所以《商颂》是宋诗，而宋诗即周诗。司马迁是学习三家《诗》的，在《史记·宋世家》中进一步申明：“宋襄公之时，修行仁义，欲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汤、高宗、殷所以兴，作《商颂》。”但古文学派《毛诗》学者不相信这个说法，认为正考父只是得到殷商亡佚的12篇颂诗，作了一番整理正乐工作，到孔子删定时只剩下现存的5篇，所以《商颂》是商诗。郑玄以《毛诗》为本而兼采三家，作《笺》时，在这个问题上取今文之说。汉代两说并存，但宋诗说占上风。 汉亡后王学反郑学，王肃反对郑玄采三家说。唐孔颖达撰《正义》，也在疏解中辩驳郑玄之非。宋学虽反汉学，在这个问题上仍两说并存，欧阳修《诗本义》、苏辙《诗经集传》、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朱熹《诗集传》等名著，则都倾向于商诗说，商诗说占上风。 清人反宋学，复兴汉学，清古文、今文两派老问题重提，在这个问题上展开激烈的论战。以古文为主、今古文通学的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专主《毛诗》的陈奂《诗毛氏传疏》，都主商诗说。康熙年间的姚际恒自称超出汉宋门户之见而“涵泳篇章，寻绎文义”，自由立论，在其《诗经通论·商颂》解题中骂宋诗说者：“妄夫以为春秋时人作，又不足置辨。虞廷赓歌，每句用韵，《商颂》多为此体，正见去古未远处。”在清前期仍是商诗说占上风。 清中期以后今文复兴，搜辑三家遗说，以魏源为代表的启蒙学派张扬三家的宋诗说，今文大师皮锡瑞继之。他们一共提出二十条论据，力证《商颂》是宋诗。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骂主商诗说的古文学者是“陋儒”，他说：“魏、皮二十证精确无伦，即令起古人于九原，当无异议，益叹陋儒墨守，使古籍沉埋为可惜也。”但是，对他们的二十条，还有人不信，如另一独立思考派大家方玉润《诗经原始》，仍然解说《商颂》的时代在前，释5篇诗为商诗。不过总起来看，在清后期宋诗说占上风。 从汉至清，在《商颂》的时代问题上，一直是两说并存的，它们的影响互有消长，各自列举种种理由反驳对方，但谁也没有彻底驳倒对方。他们的论证持之有据，又都有可疑之处，问题本身因时代久远、资料甚少、内容复杂，所以异说纷纭无定解，成为两千年悬而难决的大疑案。 近代王国维是集考据学大成的考据家，写了3篇《说商颂》，要来解决这个悬案。他利用殷墟卜辞证明《商颂》不是商代的作品；同时他纠正了魏、皮二十条论据中的不实之处，把结论建立在较为公允的基础上。梁启超也持相同的观点。但是，也还有人不信，如吴闿生《诗义会通》仍坚持《商颂》的时代在前。对一般学者来说，甲骨文难认，古史难通，王、梁都是本世纪初叶有威望的学术前辈，所以信从者较多。 现代学者俞平伯、顾颇刚在论证上继续充实王国维的论点。郭沫若又从这5篇诗的内容，结合卜辞、铭文的考释，在《先秦天道观的发展》中也称“《商颂》是春秋时宋人作的东西”。曾有广泛影响且被用作大学教材的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便取魏、王之说。《商颂》是宋诗，为海内外学子普遍接受，几成定论。 1956年杨公骥和公木先生合写《论商颂》（《文学遗产增刊》第二辑），次年杨公骥又发表《商颂考》（《中国文学》），正面提出“《商颂》的确是殷商奴隶社会的颂歌”，“一切企图否认《商颂》是殷商颂歌的理由，都是杜撰的和臆测的，都是错误的和不能成立的”。 正如公木先生在本书的序言中说的：“这意见如同置身在茫无边际的荒原中的两声呐喊，20年来，不曾得到什么反应”，因而“感到某种寂寞，甚至无端的悲哀”。我能够理解这种心情：一位热诚地追寻真理的学者，把他艰辛探索的结论公诸于众，赞同，是对真理的肯定；反对，则推动他继续前进；冷漠，则是否定甚或蔑视这种探索。 其实，公木先生的探索是有意义的。这是当代学者对学术史上传统课题的重新观照，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试图解决两千年悬而未决的一大疑案；这个课题在学术上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它不仅仅是《诗经》学的重要问题，而且直接关系上古文学史研究、殷商史研究和包括甲骨文在内的语言文字学研究。这种破除陈言、力排众议、勇于立说的治学精神是值得钦佩的。 公木和公骥先生的“呐喊”，并不是无人予闻。在50年代，他们的文章是引人注意的。我曾经仔细拜读过，受到启发。不过，写文章作出反应，则需要时间。由于这个课题的复杂性，文献缺乏，从汉代到清代，古人争论了两千年，凡是能从古书中征引的材料都征引了，根据这些材料，双方都曾推论种种理由来反驳对方，都“持之有据，言之成理”，然而都不能驳倒对方，如果仍然停留于重复这些材料，分辨他们推论的是非，不过是重蹈故辙。从王国维到郭沫若的论点所以盛行，在于他们运用了甲骨卜辞的新材料及史学研究的新成果。卜辞4000多字，目前只不过辨认1000多个，铭文的辨释也有不同意见，他们的结论仍须进行研究。就这个问题写文章，需要读书，需要思考。从50年代后期起，尽管学人们对这个问题各有看法，但基本不具备自由研究的客观条件，因而使公木先生感到“寂寞”了。 我对这个问题也有自己的看法。公木与公骥先生给了我启发，我一直认为《商颂》歌颂殷商先王的功业，它的某些意识形态和语言风格，确实带着殷商的时代色彩，不能说它们完全是春秋时代宋国的诗；另一方面，《商颂》的内容、某些词语和表达风格，又有明显的春秋时代的痕迹，与《尚书·盘庚》不类，不能断定它们全是商诗。我读书不多，占有资料少，70年代后期开始写《诗经研究史概要》时，又无法回避这个问题，便简单地写了这样一段文字：“现存《商颂》五篇的内容，有的是歌颂宋襄公与齐、鲁合兵伐楚事，当与《鲁颂》同时期；有的是记述殷商先祖功业，可能是先世留传或后世所追述。五篇《商颂》产生的时间很长，其制作时间，学术界尚有争议。”我说内容有的写宋事，是依从当时通行观点，并相信王夫之所论断的《商颂》5篇“商三宋二”之说；所说“先世留传或后世所追述”，则是两说并存；所说“制作时间长”，则是不同意把制作时间只拘于商或宋一代。很显然，我个人无力解决矛盾，诸说并存，暂且存疑。在这段文字中，我同意诗中有宋襄伐楚事，是用当时通行的说法，现在来看，也是靠不住的，但仍不影响我认为《商颂》是商至春秋这一长时期中的产品。 当时我还认为，过去把问题绝对化了。说它们是商诗，不见得春秋时人没有加工或改写；说它们是宋诗，不见得没有依据前代遗留的蓝本或大部资料。事实上，从内容到形式，有前代的东西，也有春秋时代的东西。我国古籍大多这样，《尚书》中的许多文章是这样，《商书·盘庚》现公认为是比较可信的商代文献，但它仍有战国时代最后写定的痕迹。《周易》的最后写定，也类此。在不能考证确定以前代遗留为主还是后世制作为主的情况下，不能绝对化，使二者水火不容。我还认为，在真正的科学辩论中，任何一方的论证都有接近真理的认识。结论正确的，不见得所有的论点、论据全对；结论不正确的，其论点、论据不见得是杜撰、臆测，全是错误。我们通过具体分析，吸取对方论证中合理的东西，取长补短，求同存异，最后达到真理的彼岸。在尚未取得一致认识，对这个问题不得不表述时，则不妨暂时“大而化之”。 公木先生是执著地探求真理的学者，继50年代的文章之后，经过与公骥先生的共同研讨，积20年的努力，又完成了这本《商颂研究》，较之50年代的文章，内容充实，论据充分，论证严密，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大有进展。本书共三编。上编，他从对5篇诗的绎释入手，以训诂和释义为基础，探讨了5篇诗的时代和内容，把他的理论建立在切实的基础上。中编是“考索”，他梳理了商诗、宋诗两说争论的过程，具体地反驳了魏源、皮锡瑞的二十条论据和王国维的考释，持之有据，言之成理，能够自成其说，其中不乏闪光的灼见。下编论述了《商颂》的认识价值和艺术特点及其世界意义。我认为，这是迄今为止，我们所见到的第一本全面论述《商颂》的专著，而且行文一直在论辩中展开，读起来引人入胜。这本书虽然不是研讨《商颂》时代问题的最后结论，但无疑地会使讨论深入，促进问题的解决。 80年代以来，研究《商颂》的文章已经陆续发表多篇。除了公木先生提到的刘毓庆《商诗非宋人作考》、陈子展《诗经直解》，比较重要的还有张启成《论商颂为商诗》（《贵州文史丛刊》1985.1）、梅显懋《商颂作年之我见》（《文学遗产》1986.3）和《正考父作商颂新考》（《辽宁师大学报》1989.3）、常教《商颂作于殷商述考》（《文献》1988.1）、黄挺《诗·商颂作年作者的再探讨》（《学术研究》1988.2）、赵明《殷商旧歌商颂述论》（《文史哲》1992.3）；另外，程俊英《诗经译注》的题解，也提出她的看法。以上所举的文章，大多是赞同商诗说的，看起来，这个问题，现在是东风压倒西风，公木先生的“呐喊”是有强烈反应的，可以不再感到“寂寞”了。 一位真正的学者，从来不认为自己的学术见解句句是真理，而总是以认真负责的精神，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不断研究，以求达到对真理的认识。公木先生正是有这样广阔胸襟的学者。他来信要我作序，嘱托我“以质疑的口气写，引起讨论便好”。《诗经》学的问题很多，我对《商颂》的问题，从未深入研究，只能写成这篇类似读后感的文字，算是向老学长交卷。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于思无邪斋 原载：《天津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4-04-20 本文来源：中国文学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