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以农业立国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同时又是一个诗歌大国，农业与诗歌的结缘是自然的，也是必然的。从原始社会的二言诗到周至春秋时代的四言诗，内容多与农业劳动相关，多种多样的劳动，成就各种各样的诗歌。尤其是作为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的《诗经》，其内容不管是描绘现实的劳动生活，还是抒发内心的情感，无不带有明显的农业文化的烙印，生动真实地反映出农业生产劳动和农业社会生活的全貌。

   （一）后稷之穑到公刘迁豳

    中华民族以农立国，农业起源很早，大约6000年前仰韶文化早期，即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度的阶段，我们的祖先就进入了农业种植的时代。先民早期生活来源主要是畜牧和渔猎。游牧时代，大体始于庖牺氏时，析释庖牺氏之名义，便可知是庖牺最初是教民畜牧的。庖牺氏教民畜牧，虽可继狩猎乏时之不足，但毕竟圈之饲养不易，且甚费工夫。因此，当时渔猎仍是主要的生活来源。然而，这种以渔猎为生活来源是缺乏可持续性的。人的繁衍远远超过鱼、兽的繁衍。因为人可以走动寻找食物，且知道趋利避害，保护生命，而鱼处水则活，失水则枯，兽在林则活，失林则逐，且鱼、兽繁衍有时，失时则绝。人却不同。按照韩非子的说法：“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上古之世，人民少而渔猎可供，有猎可打，有鱼可捕，生存自然没有问题，然而渔猎终有尽时，而一旦无猎可打，无鱼可捕，生存将面临危机。同时随着人口增加，需求增加，而自然资源不断减少，需求矛盾日益尖锐。“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韩非子·五蠹》，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

    人日多而兽日少，衣食难继，如何延续生命，于是到了神农时代，始知播植五谷，使行居逐渐变为定居，从《诗经》中的《公刘》等篇看，周人就曾举族进行过不止一次的迁徙。经过漫长的生活探索，人们慢慢知道畜牧必择善地，而农耕则可以随地皆宜。肉食有时生病，谷食不惟不生病，并能养人而减少疾病，于是人们开始寻找嘉种，种植以维持生命。

    黄帝至禹时期，中原地区是人群活动集中的地域，主要部落有：邰氏、厘氏、华胥等氏族。其中姬姓邰氏族为帝喾后裔。孙希旦《礼记集解》云：“殷、周皆禘喾者，而帝喾者，稷、契之所自出也。”《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帝王世纪》云：“帝俈高辛，姬姓也”，“都毫，以人事纪官也。”说明帝喾系黄帝后裔。又云：“帝俈有四妃，卜其子皆有天下。元妃有邰氏女，曰姜源，生后稷。”《大雅·生民》：“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无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史记·周本纪》亦云：“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台、骀、邰、怡，古代相通。《说文解字》云：邰，“炎帝之后，姜姓所封，周弃外家国。从邑、台声，右扶风邰县是也。”《括地志》云：“故城一名武功城，在雍州武功县西南二十二里，古邰国。”即今陕西武功县杨陵。由此知，以今河南偃师为邑地的姬姓帝喾，和有邰部落之女姜嫄婚配，而生弃。所谓“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以及“姜嫄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中的“帝”、“巨人”实际就是帝喾。《国语·鲁语上》和《礼记·祭法》篇均云：“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帝喾又称帝俊，《山海经·大荒西经》云：“帝俊生后稷。”郭璞注：“俊宜为喾。”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云：“帝喾之名，已见《逸书·书序》：‘自契至于成汤八迁，汤始居毫，从先王居，作《帝告》。’《史记·殷本纪》告作俈。案《史记·三代世表》、《封禅书》、《管子·侈靡》篇以为喾。”周为黄帝后裔族，故有邰部族活动在渭水流域。

    渭水流域，近山靠水，尤其是水力资源丰富，这是生存的必须条件。水一直是人们的生命之源，不独古代，即便今天，水仍然是人类生存的头等大事。在先民只能靠天生存的早期时代，人们要想生存必须依山傍水。有山便可以采集和捕猎，解决食物问题；有水才不至于干渴而死。只要读过上古神话的人，都知道那个与日竞走的夸父，当他追赶太阳，将要进入太阳光圈的时候“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至于夸父为何要与日逐走，今人已不得而知了，但他追赶太阳溶入太阳光芒之中的高大形象，却是令人回肠荡气，感佩不已。而他最终渴死道中的惨象，直接启示人类不能缺水，缺水就会干渴而死。就当时来说，人们要想生存，必须依山傍水。渭水流域，地近嵩山，背靠黄河，有山山不大，多是低山丘陵，有深低山、浅低山、深中山和浅中山，又多为冲积扇平原，地貌复杂。由于复杂的地貌，使渭水流域河流众多，水源充沛，而且暖温带山地季风气候使这里四季分明，适宜人类生存。而且这里土壤肥沃，土质多以褐土为主，兼有棕土、潮土，由于土壤适合植物生长，山上植被茂盛，物种繁多，动物的种类也非常丰富，为人类的生存、繁衍和文明起源奠定了丰厚的物质基础。正是由于这里适宜人类生存，所以自炎帝神农氏起，嵩山周围和黄河流域就已经成为人们生存、活动的理想选择地段。后经有邰氏族的长期经营，到后稷时代又善种谷物，尧舜就将其举为农师，封于邰。因后稷出自黄帝族，黄帝从姬水成，故为姬姓，后稷因之亦为姬姓。从《诗经》中的篇子《大雅·生民》可以得到证明。“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无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鸟乃去矣，后稷呱矣。实覃实吁，厥声载路。……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时。后稷肇祀。庶无罪悔，以迄于今。”这几句诗的大意是说，是谁生下第一代周人，姜嫄就是那位母亲。且说周人怎样降生？有一天姜嫄行禋祭，因为无子求上帝。她踩着上帝的脚拇指印，心里欢喜。就在那里停下来休息。她怀孕了，不敢大意。后来生了孩子，那就是后稷。……鸟儿飞去了，后稷哇哇哭。哭声又长又洪亮，传到大路上很远的地方。……祭品盛在木碗里，木碗瓦罐都装满。香气开始升上天，上帝安然来受祭，这香气真正合时宜？自从后稷创祭礼，无灾又无难，直到今日里。《生民》是周人纪录关于他们的始祖后稷的诗篇，主要歌咏其功德和灵迹，是周氏族的史诗。由诗中可以得知：后稷为姜嫄所生，而姜嫄又为帝喾之妃，所以周人祭祀多供奉帝喾，周人皆以自己为帝喾之子孙。《周颂·思文》也有：“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菲尔极。贻我来牟，帝命率育，无此疆尔界。陈常于时夏。”这是周王郊祭始祖后稷以配天时所唱的乐歌，称颂先祖后稷有文德，种植谷物，遵守天命，养育民人，不分疆界，施德如一。《鲁颂·閟宫》也有记载：“閟宫有侐，实实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无灾无害。弥月不迟，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穋，稙稚菽麦。奄有下国，俾民稼穑。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缵禹之绪。”这些周人史诗都能说明后稷为帝喾之后代，周人之始祖，周是以农业起家的民族。《史记·周本纪》亦云：“周后稷，名弃”，其母“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为不祥，弃之隘巷，马牛过者皆辟不践，徙置之林中，适会山林多人，迁之，而弃渠中冰上，飞鸟以其翼覆荐之。姜原以为神，遂收养长之。初欲弃之，因名曰弃。”弃从小就喜欢农业，长大后更是擅长农耕。地方志也多有记载，如《括地志》：“古邰国，后稷所封也，有后稷及姜嫄祠。”毛苌云：“邰，姜嫄国也，后稷所生。尧见天因邰而生后稷，故因封于邰也。”《续汉书·董卓传》云：封斄乡侯。注云：“斄县故城南，旧邰城也，后稷之封邑矣。”《水经·渭水注》云：“渭水又东迳邰县故城南，旧邰城也，后稷之封邑矣。”《元和郡县图志》云：“武功县古有邰国，尧封后稷之地。”明代李汝宽《重修后稷庙记》云：“稷山实闻喜之故地。今山上有后稷祠、墓，稷山县主之，山下有姜嫄祠、墓、闻喜主之。祠旁又有蛇虎涧，俗传为姜嫄弃稷之所。故境内神庙稷居其办，其在北域外者，又称壮丽。邑人岁以夏四月十有七日为神之诞辰，前后赛会三日，农家之器用咸鬻于此。”《闻喜县志·沿革门》引瞿凤翥《涑水编》中之《姜嫄墓记》云：“邑西北三十五里，有冰池，世传后稷弃此，诗云：‘置之寒冰’是也。池东为姜嫄之墓。山后荒垄数十亩，为有邰氏坟”。“稷播谷于此始，故其山曰稷。上有后稷陵，下有姜嫄墓。”

从周人的历史上看，曾有过多次率族迁徙居住地的情况，这大概与周人以农业为生，也与其农业发展水平有关。周人虽在后稷时已经开始从事农耕，但一直处于刀耕火种阶段，靠天气靠地力以求生存，地长期使用便会板结，不利于谷物生长，如若不定期迁徙，地力难以恢复。所以，后稷的后代不窋为了寻求更好的生存地域，不得不带领族人举族迁徙戎狄之域。周部落在“戎狄间”，就足以说明当时生产力确实还很低，仍是处在游猎和粗耕阶段。《史记·周本纪》云：“不驞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刘立。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度渭，取材用，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徙而保归焉。周道之兴自此始，故诗人歌乐思其德。”从后稷至公刘，周人应多次迁徙，而且多与戎狄相处，经不驞到公刘几世的经营，农业生产有一定的发展。到了公刘的时代，又有一次大的举族迁徙。《括地志》云：“豳州新平县即汉漆县，诗豳国，公刘所邑之地也。”《公刘》小序云：“公刘自邰（应为戎狄间）迁豳，初步定居并发展农业，为周代统治阶级的开国历史。”孙作云先生也说：“在公刘时代，周人已经进入阶级社会，建立了国家。”《史记·刘敬传》云：“周之先祖后稷尧封与邰，积德累善十余世，公刘避桀居豳。”《诗·公刘》《毛传》说：“公刘居邰而遭夏人乱，追逐公刘，公刘乃避中国之难，遂平西戎，而迁其民，邑于豳焉。”公刘迁豳，为今陕西省彬县。《后汉书·西羌列传》云：“后桀之乱，畎夷入居邠、岐之间。”豳即今陕西彬县，岐即今岐山县。《史记·匈奴列传》云：“公刘失其稷官，变于西戎，邑于豳。”即今陕西彬县及旬邑一带。公刘迁徙于豳的主要原因，是乘夏末之乱，图谋向东南发展。《诗经·公刘》则是直接歌咏公刘从邰迁豳的事迹的诗篇。第一章就是写迁豳之因的：“笃公刘，匪居匪康。乃埸乃疆，乃积乃仓。乃裹糇粮，于橐于囊。思辑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诗的意思是说，忠厚笃敬的公刘，不敢安居只顾忙碌。修田界，整疆场，粮入屋，谷进仓。准备干粮袋子装。他要带领众族人，一心一意奔大康。张开弓，执好盾，还有长矛和板斧，一齐扛肩上，迈开大步向远方。为什么要迁徙呢？是因为在这里 “匪居匪康”，居住的不康宁，难以建大功，因此才“思辑用光”，另选良地建大功。公刘是周族社会发展史上一个很有作为的人物，也是草创先周奴隶主国家政权的第一位国君。《公刘》诗描述了他迁豳之后率领族人开垦荒地，建立新居的宏大气魄。《公刘》诗从第二章起就是写到豳地的情况：

　　笃公刘，既溥既长。既景乃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其军三单，度其隰原。彻田为粮，度其夕阳。豳居允荒。

　　笃公刘，于豳斯馆。涉渭为乱，取厉取锻，止基乃理。爰众爰有，夹其皇涧。溯其过涧。止旅乃密，芮鞫之即。　　   

这首诗共五章，前三章写周人初到豳地之后，察看地形，上山冈，下平地，近水泉，拓地开荒，选土安民，人民越聚越多，个个都觉心情愉快，精神奋发。接下来几章写营建住房的情况，观测日影，勘察山脉走向，探究泉眼源流。同时成立三军，丈量土地，种植谷物，生产食粮。宴饮群臣，欢乐情融。这里选录的是后两章，其大意是说：忠实笃厚的公刘，开辟出宽广的山野土地，亲自察看地形观测日影，勘察南岭和山丘，追溯流泉的起源。组织三军轮班干，丈量洼地平地都，开辟田地生产粮。天地伸展到西方，豳地的土地宽又广。

　　忠实笃厚的公刘，在豳又把住室建。渡过清澈渭水河，磨石采碫把石搬。房基屋墙修筑好，人众力大势可观。涧河两岸全住满，顺着河流向上延。安顿大众都妥当，芮水湾中人全满。

    公刘迁豳，不仅开拓了生存空间，而且在这里并建立了奴隶制统治政权，使周人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也为周人在豳地及以后的向东发展打下了稳固的基础。

    从公刘迁豳建国，直到周文王，周人一直居住在豳地。豳国的地域大体相当于今陕西彬县、旬邑、长武、耀县及铜川部分地区。《史记·周本纪》云：“公刘卒，子庆节立……庆节卒，子皇朴立。皇仆卒，子差弗立。差弗卒，子毁逾立。毁逾卒，子公非立。公非卒，子高圉立。高圉卒，子亚圉立。亚圉卒，子公叔祖类立。公叔祖类卒，子古公亶父立。”在商代早、中期，周族始终与戎、狄互相错居杂处，从庆节以下诸君无甚大作为，所以《诗经》中没有记载上述几十位周人国君的业绩。直传到古公亶父时，才算能与后稷、公刘业绩相当。《史记·周本纪》云：“古公亶父复修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周人一直以善农耕而着称。据《春秋左传正义》卷五三记载，商在“社稷五祀”中的稷，已由夏代以前的烈山氏之子柱，改定为周始祖弃，说明商与周的关系是较密切的。周人自居豳之后又经几十代人的努力，财富充足，国力日渐强盛。《孟子·梁惠王下》记载：“昔者大王居豳，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币，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吴越春秋》《太伯传》也有古公亶父事熏育犬马、牛羊、皮货，以及金玉、重宝的记载，这些都说明当时的周国已经是比较富有的西方诸侯国了。

    商自盘庚迁殷（今河南省安阳市），又下传三代至武丁时期，国势比较强盛。武丁是一个有为的国君，他看到周人豳地的发展很不放心，暗中指使犬戎攻周，扼制豳国的发展。为去狄人骚扰，古公亶父不得已再次率族人迁徙。《孟子·梁惠王下》：“昔者大王居豳，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择而取之，不得已也。……去豳，逾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孟子的话说的是很有道理的。《鲁颂·閟宫》：“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这是说太王之所以由豳迁岐是为了向东发展，为其子孙灭商做准备。据马正林先生考证：古公亶父迁岐的路线，大致是“沿莫水南下，继徙杜水，又溯雍水（今潍水）西行，至于岐山下的周原。”（马正林《〈丰镐——长安——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78。》

    《大雅·皇矣》也明确记载：“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莫。维此二国，其政不获。维彼四国，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顾，此维与宅。”诗大意是说：伟大的上帝，临视人间颇分明。夏商两朝末，国家政教难以推行。寻思四方诸侯地，念及周人有德国。邰小歧弱难发展，有心增大周封境。眷顾西方周原地，赐予周王这片地。诗《大雅·绵》也有记载：

绵绵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复陶冗，未有家室。

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

周原膴膴，堇荼如饴。爰始爰谋，爰契我龟，曰止曰时，筑室于兹。

全诗八章，这里选录的是前三章，诗的大意是说：拖拖拉拉，大瓜连小瓜，当初我们周族，杜水沮漆是老家。古公亶父，把山洞来挖，把地洞来打，那时候没把房子搭。古公亶父，早晨赶着他的马，顺着西水岸，来到歧山下。和他的姜氏夫人，来找地方重安家。周原土地真肥美，堇菜苦菜都像糖。大伙儿有了商量，神的主张刻在龟板上，说的是：“停下”、“立刻”，“就在这儿盖起房。”这是周人记述其祖先古公亶父由豳迁岐选择地城筑城的事迹。周民族的真正强大始于姬昌时，而基础的奠定则是古公亶父。《大雅·绵》全诗八章重在写古公亶父迁国开基的功业，从迁歧、授田、筑室直写到驱逐混夷。《大雅·皇矣》也记载有古公亶父开垦岐邑的情况：“作之屏之，其菑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栵。启之辟之，其柽其椐。攘之剔之，其檿其柘。帝迁明德，串夷载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古公亶父率领族人铲除杂草，砍掉枯树杈，修枝剪叶，平整土地，灌木繁茂新枝生长，天赐福禄周国永享。古公亶父是周氏族发展中的一代明君，率族由豳迁岐，开辟疆土，发展农业，奠定了翦商的雄厚基业。

   （二）文武灭商建国

    古公亶父去世后，其小儿子季历继位。季历继成其父之志，继续发展生产，巩固政权。《大雅·皇矣》称赞说：“自大伯王季。维此王季，因心则友。则友其兄，则笃其庆，载锡之光。受禄无丧，奄有四方。维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类，克长克君。王此大邦，克顺克比。”诗人称赞这位王季品德高尚，亲爱弟兄，诚恳待人。上天赐他光明和福禄，周人真心拥戴无异心。由于周人团结一致，共谋发展，势力很快扩展，国势日益强盛。殷商王朝看到周国的日益强盛，既担心又一时难以歼灭。只好对之采取时打时拉的政策，但最终殷王还是杀死了季历。《史记·周本纪》记载：“公季卒，子昌立，是为西伯。西伯曰文王，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伯夷、叔齐在孤竹，闻西伯善养老，盍往归之。”就在文王励志灭商的同时，商朝天子帝乙卒，子辛继位为王。帝乙有二个儿子，大儿子叫微子启，是帝乙的妃子所生，小儿子叫辛是正宫娘娘所生。微子启虽然仁贤，但由于母贱，不得立为太子，而小儿子辛自然是皇位继承人。由于辛暴虐凶狠，天下人谓之纣。纣的叔父比干丞相常进谏纣王，精心治国，以国事为重，勿为美色所惑。纣王由是怨恨，借机杀死比干。纣王听信妲己之言，荒淫无度，敛财不止，聚天下之财屯于鹿台，征天下粮积于巨桥，不顾百姓死活，大兴土木，肆意扩建宫殿、楼、台、池、榭。为诛灭异己，施酷刑，造炮烙，制火柱，营蝎池、设肉林，残毒之极，天下无辜惨死者不计其数，商纣统治，暗无天日。此时西方的周人在其首领姬昌的带领下，正励精图治图谋向东发展。他们请来了贤人姜子牙，辅佐国事，周国治理的井井有条，国势更加强盛。

    商纣王见周国日益强盛，为拢络文王，下令加封文王为三公之一。处于周东方的崇国与周国接壤，是周东向发展的阻碍，又是纣王的心腹。崇伯虎探知周人意向，建议纣王趁周羽翼未丰，打击削弱西伯姬昌。纣王听从崇侯谋议，于是借各方侯伯朝会之机拘留关押了姬昌。姬昌本是深懂政治之人，被囚禁朝歌之后，深自韬晦，明哲保身。《易·彖辞》称：“明入地中，明夷，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由于姬昌善于韬晦，再加上太公让散宜生以金千镒深结纣王宠信大臣尤浑、费仲等人。因此在朝歌监狱倒也安全无事。姬昌被囚禁朝歌不得回归封地，为了排遣心中的苦闷和忧愁，他在囚地苦心钻研伏羲八卦，将伏羲八卦演绎成六十四卦，并为每卦写了卦辞，每卦又分为六爻，均有简单的辞义。据说这就是后来的《周易》。《周易》囊括天、地、人三理，深演阴阳转化程序，探究人伦精妙道理，是中华民族的第一部囊括天、地、人宇宙人生大智慧的文化典籍，被朱熹称为中华文化的活水源头。其哲理内涵直到今天仍散发着它的清香，闪耀着中华民族的智慧之光，为今天的世人提供着人生路灯。

    光阴荏苒，姬昌被囚羑里转眼已是两个春秋，长子伯邑考到朝歌探望，遭纣王杀害，周人为使纣王早日释放姬昌，派人持重金、珍宝、美女献于纣王，姬昌得以被释放回国。姬昌回国后，立即与姜太公吕望商议，暗中部署灭纣计划。为迷惑纣王，姬昌献洛西之地，又协约众诸侯，对纣朝贡。又为玉门装饰宫殿以示奢侈，筑灵台外示享乐，以示无志于争天下。《大雅·灵台》：“经始灵台，……不日成之。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翯翯。王在灵沼，于牣鱼跃。虡业维枞，贲鼓维镛。于论鼓钟，于乐辟雍。”诗记述周文王为迷惑纣王，建造灵台，并在其中奏乐玩赏的情景。周文王明处纵欲无为，暗中却积极备战，并不断对周边异己势力用兵。先伐犬戎（今陕西省凤翔县），又伐密（今甘肃省灵台县西），再伐崇。当时密国和崇国势力强大，太公吕望说：“利器专斩盘根错节！”于是攻密，密被攻下后，又攻邘（河南沁阳县）、阮过（泾川东南）、共（泾川北）等周边小国。周自西岐而东，先在泾渭之间建立毕邑（陕西省咸阳北陂），作为向东扩展的前哨。接着渡过渭水，向亲商的崇国（陕西省户县东）进攻。崇国不仅是商的亲近国，而且介于周、商二国之间，土地肥美，打下崇地不仅可以扩充良田，而且崇为商在太行山以西的重要战略基地，是周人攻打商国的必经之道，灭商必攻崇，何况崇伯虎曾密奏纣王灭周。于是，周国在解除周边威胁后，立即东向攻打崇地，以雪前仇，扫清障碍。经月余苦战，崇被攻下，崇伯虎被擒。周遂占有渭南大片地盘。不久，又在沣水西岸建立丰邑（今陕西省西安市南），周由西岐正式迁都于丰邑，至此关中平原悉为周有。周后来之所以能够一举灭商，其主要原因除了纣失却民心之外，与周占有坚实的后方根据地，有充足的军粮和物资供应有很大关系。在武器装备落后的古代，战争的胜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无稳固的后方根据地和充足的粮草供应。秦末楚汉相争，能征善战的霸王项羽之所以败在不善于领兵打仗的刘邦手下，其主要原因恐也与此有关。成皋之战时，刘邦已在关中建立了坚固的后方根据地，采取与民休养生息政策，重视农耕，财源不竭，兵源不断。而项羽却没有巩固的根据地，不仅粮运枯竭，且后方多叛，供给线时遭袭扰，致使刘邦由弱变强，越战越强，项羽则由强转弱，每况愈下，直至被困垓下，最后乌江自刎。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周人以农业起家，重视粮食集聚，注重发展农业，建立根据地，如公刘居豳，古公亶父居岐山，都因从事农业而得到发展。到了文王姬昌时期，农业更加发达。《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禹夏之贡，以为上田。而公刘迁豳，大王、王季再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这段话说明关中之地有良好的地理环境，适宜发展农业生产，周人正是靠着农业生产的发展，物资的丰富，不断的集聚，到周文王时得以征服周边敌对势力，先后消灭犬戎、密须、崇侯虎等部落，由西岐迁到丰邑，一步步向中原发展，直至实施翦商计划。

    姬昌被纣王释放后，先后对周围用兵，由于积劳成疾，伐崇的第二年便一病不起，临死托姜尚以大事，辅佐太子姬发，必东向灭纣。经过数十年的准备，武王九年（约公元前1043年），周人载文王神主大会诸侯于孟津（今河南孟津，为古代重要渡口），决定伐纣。孟津会盟是一次“诸侯所由用命”的重要会议，使各路诸侯达成了拥周灭纣的共识，一致赞同讨伐殷纣。诸侯会盟后，武王为确保伐纣一举成功，特意作了一次军事演习。通过这次灭纣的战前军事演习，正式奏响了灭纣战争的前奏曲。武王十二年（前1046年）十一月，周出动兵车300辆，虎贲（猛士）3000人，甲士4500人，载着文王神位从镐京出发，大军浩浩荡荡向殷都朝歌推进。冬季行军远征，周人艰苦备尝。至次年二月甲子（四日）凌晨，周大军驻军牧野旷野，武王讨纣大军有序无哗，各诸侯国的战车、骑兵、步兵按时赶到，正听候战鼓音集结组阵。《大雅·大明》篇对牧野之战也有较详细的记载：“殷商之旅，其会如林。矢于牧野，维予侯兴。上帝临女，无贰尔心。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騵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这里既交待出殷、周双方陈兵牧野，参战人数之多不可胜计，旗帜多的像密密的树林。武王誓师：兴兵伐纣，是秉天意行事，大家不要三心二意。接着叙述了战场情况：牧野平原辽阔宽广，檀木战车闪闪生光，战马如云威武雄壮，大军统帅是尚父子牙。他像雄鹰展翅飞翔。牧野之战自凌晨至日西，一天工夫就结束了。牧野之战刚结束，姜太公又派一队骑兵向纣王老巢——朝歌奔袭！周军势如破竹，很快夺取城门，这时雷停雨止，残阳血红暗淡，渐渐落入山中。纣王的军队慢慢支撑不住了，开始溃退，阵前不断有急报送来，周营骑兵向朝歌飞驰。纣王得报大惊，深知朝歌已无将可守，朝歌失陷，将无退路，妲己尚在城中，一旦城破，妲己必死无疑。于是纣王丢下阵地和士卒，仅带一百多人急忙逃回朝歌，纣军失去指挥，士卒四下溃逃。太公见状下令冲杀，并对纣军喊话，只要放下武器投诚决不杀害。于是纣军纷纷倒戈投降。姜太公带兵攻进城中。纣王自焚，宣告殷商灭亡。自商汤灭夏建立商朝，历时600余年，至纣王彻底毁灭。姬发在姜太公等人的辅佐和诸侯的拥戴下，登上高台，宣布商灭周立，举行开国大典。太公牵牲祭社，尹佚宣读祭天祝文：“殷未国王纣，弃废先王明德，侮慢上天，渎神虐民，罪闻皇天上帝，我主周武王，革命于商，受天明命。”西周诗人借文王之口，对殷纣及其大臣的邪恶作出总结说：“咨汝殷商，曾是强御。”《诗经·大明》记载牧野大战之后武王举行开国大典的盛况是：“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这是说姜太公指挥牧野之战取得了胜利，辅佐武王完成灭纣大业，诸侯汇集，拥戴新君，一派清明景象。周武王灭商举行登基大典建立周国后，对殷商遗民稍作安排，便带兵返回西部丰都。

    二、土地制度

    周以农业起家，灭商后更是重视农业生产，设置农官，管理农耕，在《豳风·七月》和《周颂·臣工》、《噫嘻》、《丰年》《载芟》《良耜》等诗篇和先秦典籍《尚书·无逸》、《康诰》《酒诰》等篇中，都能看出周代统治者始终很重视农业生产的发展。那么周代的农业生产是怎样推行和经营的呢？

    （一）土地国有和分封并存

    对于以农业起家的周代政权，一直很重视农业生产，当时推行的土地制度是什么样的，史书缺乏确切记载，但从一些散见的史料看，土地主要为国家所有，同时也推行着诸侯可以通过分封和建军功而得到赏赐的土地。周天子是天下的共主，占有天下所有的土地，掌握着天下所有土地的分封权。正如《小雅·北山》中所说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普天之下，哪一处不是天子的土地。四海之内，谁不是天子的臣仆。这首诗说明周代土地是属于国家代表的天子所有的，也就是说土地是国有的，除天子之外，任何人包括生产者都没有土地所有权，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只是替统治者耕作罢了。周天子是土地的真正所有者，人们也普遍认同这一点。如《大雅·民劳》：“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无纵诡随，以谨无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柔远能迩，以定我王。”诗的大意是说：人民已经很劳苦，稍微放松求安康。恩惠京地老百姓，安抚诸侯定四方。莫纵诡诈和欺骗，设防小人行不端。严禁掠夺和暴行，不怕高明人强梁。怀柔远近人钦敬，保我周王永安定。再如《大雅·假乐》：“之纲之纪，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歌颂周天子有美德，受福于天，政通人和。称赞他建立法度统治四方，群臣心悦诚服得安康。诸侯卿士齐集在朝，衷心爱君心情好。尽忠职守不敢懈怠，四方臣附国运久长。在西周时期，虽然天下之大，“莫非王土”，其实在人类早期，由于受到生产水平的限制，真正开垦出来可以用于耕种的土地并不是太多，大概也就是在大的城邑周围和人群聚居的地方。尤其是比较好的熟田应是集中在天子都城及诸侯王国的附近。

    周代的土地虽名义上属于天子，但由于周朝实行分封，其实更多的更大面积的土地是属于诸侯直接管理和受用的。分封制始于何时？史书缺乏记载。商朝是大一统王朝，土地自然为国君所有。周灭商后，乃是诸侯小邦取代大国，为了巩固统治，采取分封诸侯的制度，以控制被征服地区的广大面积的土地。西周初期，和其礼制相配的土地制度也实行分封制，对土地采取层层分封的办法，周天子把一部分王畿之外的土地分给诸侯和卿大夫，诸侯和卿大夫再把一部分封地赐给他的臣属，而且这些经周天子和诸侯分封给下属的土地，还可以世代相传。据说武王灭商后，初期分封、建国七十余。这些被分封的诸侯负责管理所辖地区的土地。我们从《诗经》中就可以鲜明地感受到这一点。如《周颂·噫嘻》有“骏发尔私，终三十里”之句，是说奴隶们的私田，有三十多里，广远以至于望不到边。再如《大雅·崧高》：“维申及甫，维周之翰。四国于蕃。四方于宣。……　王遣申伯：路车乘马。“我图尔居，莫如南土。……王命召伯：“彻申伯土田。……王命召伯：“彻申伯土疆。”这首诗是写周宣王封申伯于谢地，让他统治南方以拱卫周王室的事情。周王命令召伯虎，为申伯在南方建新城，世世代代在那里执掌国政。周王又命召伯虎，去为申伯分治田土和划定疆疆界。又如《大雅·江汉》：“锡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万年！”这首诗是周天子赐封召虎田土和山林，召虎来到歧周接受封赏的事情。由上述诗篇可见，周初的土地既属国有，同时也有诸侯自己的封地。小邦周灭大国商之后，实行土地分封制度，将被征服的大片土地分而封之，让封国替周天子对土地作具体管理，在当时来说应该是取得了控制天下四方的比较好的效果，从某些方面说，也基本改变了商朝时小邦林立、方国部落时服时叛的不稳定局面。

    （二）井田制

    西周在明确土地为国君所有的制度下，是通行过划分井田来分片具体管理的。井田制度是奴隶制国家的经济基础，它是与宗法制紧密相连的一种奴隶主土地国有制。它的基本结构是：“夫三为屋，屋三为井。”（《司马法》）“三”，在古代是虚指，是众多的意思。“屋”，即大房子。《诗经》：“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这里的“屋”即指统治者所居住的宫，也是大房子。在同一井田耕种的众夫共住在一个大屋内，共同从事农业生产。“屋”就是井田制下最小的构成单位。众多的“屋”形成一个组织，这就是所谓的“井”了。古书记载“尧无三夫之分，舜无咫尺之地。”这说明古代确实曾经存在“夫三为屋”的社会成员结构。“三夫”共处一“屋”是最小的社会、经济单位，它是井田制的基本构成单位。这种“夫三为屋”的基本经济构成单位在周代得到进一步发展，周灭商而为天下共主，周天子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是天下所有土地的占有者。《小雅·信南山》：“信彼南山，维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孙田之。我疆我理，南东其亩。诗意是说，终南山脉绵延长，大禹治水又开田。平坦整齐平原和洼地，曾孙耕作来种植。画定疆界理好地，向南东向成垄亩。这就是指在西周都城镐京郊外南山辽阔原野里，有由王室主持开垦的大片良田。这些良田，都是经过精心的疆理，按正南北和正东西的方向，有纵横交错的大小道路和灌溉沟渠，整治成十分方正的大小相连的方块田，“夫三为屋，屋三为井。”这就是当时所谓的井田了。

    朱绍侯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史》对周代井田制有比较明确地表述，认为“井田的疆理，一般是以每一方块为一百亩（约合今31亩多），作为一个耕作的单位，称为一田，是当时一个劳力所能耕种的标准。纵横相连的九田合为一井，面积约为一平方里。十井称为一成，百井称为一同。也有以一田为一夫，十夫为一井，再以百夫、千夫作为计算大田的单位的。”这是对周代井田制比较清晰的描述。

关于周代的“井田制”，在先秦诸子中谈及的人比较少，只有孟子有比较详细的论述。他说:“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余夫二十五亩，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孟子对古代实行井田制度非常重视，他还说过：“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 “经界”，赵歧注：“经，亦界也。”指纵横交错的田地界限。孟子认为实行仁政从正经界开始。这里所说的正经界，是指按“井田制”重新划定。因此，要实行“仁政”必先打破原有的田地界限，按“制民之产”的标准，重新分配土地，建立新的“井田”经界。

    由以上孟子两段关于井田制的记述看，孟子对周代井田制的见解有两个要点：第一，把耕地划为井字形的方块，每井九百亩，每块百亩，中间的百亩为“公田”，周围的八百亩分给八家农户作为私田，使八家“皆私百亩”。第二，八家农户“同养公田”以提供劳力地租，“同养公田”即共同耕作公田，在完成公田的耕作任务后，才允许干自己私田上的农活，即“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第三，各农户“死徙无出乡”，永不离开家乡，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互相照顾，形成一个亲爱和睦的小农经济社区。

古代井田制虽于诸子记载较少，但在各种典籍中则多有述及。如《周礼》、《礼记》、《春秋》三传，《汉书》中多有类似的记载。《周礼·地官·小司徒》记载“九夫为井，四井为邑。”《春秋·谷梁传》云：“古者三百步为里，名曰井。井田者，九百亩，公田居一。”以上古籍记述内容与《孟子》所述基本相同。这是传说中的中国古代殷周时期的土地制度。以九百亩土地为一里，划成“井”字格，中间为公田，四周为八家的私田，耕种者必先完成公田的作业，才能从事私田。在中国古代的井田制中，中间那快公田应是是贵族的自留地，由所属农奴集体无偿代耕，为劳役地租。

    近代不少学者对古代井田制的存在提出了怀疑。他们的怀疑也并非没有根据，其理由是：一，在孟子之前的《尚书》、《论语》中没有关于井田制的记载，而且连“井田”这两个字都不见。在古代籍中记载井田制的著作，如《周礼》、《礼记》、《春秋》三传，经近人考证都成书于战国至西汉初，在孟子之后。二，在殷商、西周甲骨文和西周金文中，均不见“井田”两字连用。近人以上述理由否定我国古代井田制的存在。

    实事上，近人据以上两条理由并完全否定中国古代有过井田制，其理由并不充分，早在《诗经》中就这样的记载：“有渰萋萋，兴雨祈祈。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获稚，此有不敛穧；彼有遗秉，此有滞穗。伊寡妇之利。”诗意是说：阴云洋洋飘来，好雨缓缓下了。好雨落在公田，私田同时沾到。那里有未成熟的禾，这里有收不及的谷；那里有遗落的禾把，这里有谷穗抛撒。舍给孤苦寡妇家。（余冠英《诗经今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周颂·嘻嘻》也提到：“骏发尔私，终三十里。亦服尔耕，十千维耦。”还有上边举到的《小雅·信南山》：“信彼南山，维禹甸之。……我疆我理，南东其亩。……中田有庐，疆埸有瓜。”虽然《诗经》没有提出“井田”的字样，但是，在西周实际上是存在过一种“公田制”的，这又是可信的。我们虽然不能将《诗经》中的“公田”判定为“井田制”，但是至少可以证明，殷周时期曾存在过一种与孟子所提的井田制相类似的公田制。很可能孟子以此为模型，加入了他自己的一些理想成分，予以渲染，而成为孟子的一幅托古改制的农业经济的理想蓝图。

    孟子根据现实土地制度，民“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提出“井田制”重新划分疆界，以满足农民土地需要，在“制民之产”中要遵循“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的原则、标准。孟子这一土地改革蓝图是托古改制，虽然带有较多的理想化色彩，但是，它并不是脱离现实而是有实现可能性的。

   （三）籍田制

    中国古代称国家为“社稷”。为了求得农业好收成，帝王都要祭祀土地神和谷神，“社”就是土地神；“稷”就是谷神。《说文解字》解释是：“社，地主也；稷，五谷之长。”这形象地说明了中国以农业为生存根基的“立国”特征。《白虎通·社稷》：“王者所以有社稷何？为天下求福报功。人非土不立，非谷不食。土地广博，不可遍敬也；五谷众多，不可一一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尊；稷，五谷之长，故立稷祭之也。”故“社稷”为国家的代称。周朝自后稷始重农业，以后历代统治者都无不重视农业，尚农、重农成为中华民族治国安邦之道。《周书·无逸》就曾记载周公的话说：“呜呼！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劳稼穑，厥子乃不知稼穑之艰难，乃逸乃谚。既诞，否则侮厥父母曰：‘昔之人无闻知。’”作为统治者要想保社稷，求得国家的长治久安，首先必须懂得农耕的重要和农人的艰辛，勤劳治国。并以商、周为例，“昔在殷王中宗，严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惧，不敢荒宁。肆中宗之享国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时旧劳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阴，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宁，嘉靖殷邦。至于小大，无时或怨。肆高宗之享国五十年有九年。其在祖甲，不义惟王，旧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鳏寡。肆祖甲之享国三十有三年。自时厥后立王，生则逸，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従。自时厥后，亦罔或克寿。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大意是说，从前在殷王中宗的时候，他庄重谨慎，谨遵天命，以天意衡量自己，小心翼翼地管理下民，不敢有所怠慢和贪图享乐。所以，中宗在位年数有七十五年。到了高宗时，勤于民事，经常在野外和农人一起劳动，甚至生活在一起。到他执掌国家时，为帝王行丧礼，沉默三年不谈论政事。他并是不谈论，一谈起来就非常有道理，从不敢怠慢和追求舒适，在他的治理下，国家稳定和谐。从民众到大臣，上上下下很少有怨言。所以，高宗享位的时间也很长，达五十年之久。到祖甲的时候，仁义忠厚，认为做帝王应是哥哥，自己做帝王是对哥哥的不义。他曾长期生活在平民之中。等到他执掌国家时，深知百姓生存的不易，懂得他们的苦辛，能够推恩惠于小民，不敢贱视庶民，更能体谅孤独无妻无夫之人。所以祖甲在位的年数也长达三十有三年。祖甲之后就不行了，继位的帝王大都生下来就很安逸，过着舒适的生活，不知道从事农活的不易和艰辛，更不关心民众的疾苦，只会放纵自己，一味贪图安逸和舒适。所以，自此之后，就很少有在位长久的国君了，有的在位十年，有的七八年，有的五六年，有的三四年。这是商的情况，那么周德情况如何呢？“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怀保小民，惠鲜鳏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万民。文王不敢盘于游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周公总结殷商前几代君王因勤于国事，知民事艰难，所以国运昌久，而后代继位之君往往贪图安逸，不事农桑，不知民生艰难，所以在位时间都很短。而周朝的太王、王季能够励精图治，谦虚谨慎，关系民生疾苦。文王穿着粗劣的衣服，勤理政务，亲自参加农事活动，平整道路。性情善良，仁慈恭敬，施恩惠于民众，关心孤独无妻无夫之人。太阳出来就忙碌，至到太阳偏西，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用自己的勤劳使民众过上安康和乐的生活。文王考虑到国事，从不敢放纵游玩畋猎。他受命做侯时已经是中年，在位五十年。所以国君对农业的态度关系着国运昌衰，因此，要求统治者必须重视农业生产，懂得农耕的重要。在周代的历史上，凡与农业生产有关的往来事务，包括祭祀，都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头等大事。为了鼓励农耕，在每年春播之际，天子还要亲执梨锄，劝事农桑，后来逐渐形成一种制度，为了表明天子的农业的重视，每年初春都要举行率诸侯亲自耕田的典礼，这种形式称为“藉田”，也称“亲耕”。《周颂·载芟》：“载芟载柞，其耕泽泽。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亚侯旅，侯强侯以。”这是周王祭社稷（土谷之神）的乐歌。诗的前半部写农夫力田和禾谷成长的情形，所引上句诗的大意是说：除掉野草和杂树，接着耕田又松土。千双农夫齐动手，走向低田和小路。主家领着子男，还有众多子弟，人人都是英雄好汉。“载芟”，《十三经·诗》注为：“春籍田而祈社稷也。”毛传解为：“籍田，甸师氏所掌，王载耒耜所耕之田，天子千亩，诸侯百亩。籍之言借也，借民力治之，故谓之籍田，朕亲率耕，以给宗庙粢盛。”颜师古注引韦昭曰：“籍，借也。借民力以治之，以奉宗庙，且以劝率天下，使务农也。”《通典·礼六》：“天子孟春之月，乃择元辰，亲载耒耜，置之车佑，帅公卿诸侯大夫，躬耕籍田千亩于南郊。冕而朱纮，躬秉耒，天子三推，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自周代至后世，历代多有推行，然并非每年都要举行，有时也有废而不举行者。天子率诸侯亲耕的所谓的“籍田”只是一种形式，虽犹有很重的做秀成分，但客观上也起到鼓励农耕，以示统治者对农业的重视。由《载芟》可以看出天子率耕时场面之大，“千耦其耘”，而且参加人数之多，以至于“侯主侯伯，侯亚侯旅，侯强侯以。有嗿其馌，思媚其妇，有依其士。”天子、公卿、大夫、士、男子、妇女齐上阵。

    《周颂·臣工》就是写周成王春耕藉田，告诫群臣忠于职守，重视稼穑的诗篇。“嗟嗟臣工，敬尔在公。王厘尔成，来咨来茹。嗟嗟保介，维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畲？于皇来牟，将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众人，庤乃钱镈，奄观铚艾。”天子在举行籍田仪式的时候发表讲话：要求在朝众官吏，认真办事恪尽职守，希望遵守成法，遇事多商量勤咨询。你们这些众田官，到了暮春时节，对农事做出什么安排？生田熟田怎种植？要教农稼穑，认真农桑，来年才会有好的收成。光明昭昭是上帝，赐我丰收年成好。你们这些耕作的臣民啊，赶快备好锄头和铲子，收割时节马上到。在另一篇诗歌中也记载了天子籍田的盛况。“噫嘻成王！既昭假尔。率时农夫，播厥百谷。骏发尔私，终三十里。亦服尔耕，十千维耦。”这也是记述成王春祭祈谷，告诫农官率领农民播种百谷，努力开垦私田的。他希望他的臣公们率领农夫，播种百谷要抢占时节。赶快开发私田，在三十里内全都开辟种植，大家一起来耕作，万人成对在田间。这是直接描写当时籍田典礼时的盛大场面的作品，天子亲临田亩，率领农夫播种谷物，“终三十里”和“十千维耦”不紧写出春耕场面之宏大，而且阵势十分壮观。

西周统治者之所以要率领诸侯每年都要于春季隆重举行盛大的籍田典礼仪式，是因为他们知道周不仅是以农业立国，而且农业关系国计民生存亡。自炎帝创立农耕以来，中华民族历代统治者无不重视农业，尧舜亲治农官，周朝更是以农兴国。春秋战国各诸侯霸主无不雄心勃勃，“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孟子·梁惠王章句上》：各诸侯霸主争夺的主要是土地，“争地以战，杀人盈野”。由于春秋战国至楚汉，长期征战不息，人民死伤惨重，田园荒芜，汉初推行黄老之术，与民休息，鼓励农耕，天子亲执耒耜，以耕藉田。贾谊、晁错都能察古论今，注重时务，主张积储，坚固农业，抑制商业“抑末以强本，则民足用，背本而趋末，食者甚重，是天下之大残也。”他还引春秋时大政治家齐相管仲话说：“仓廪实而知礼节，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王者执法，国无九年之蓄，谓之不足；无六年之蓄，谓之急，无三年之蓄，非为之国也。”与贾谊同时的晁错，也针对西汉初的社会问题，尖锐指出：“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粮食则“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粟是农业中最重要的作物，是炎帝最早栽培的农作物，重农贵粟，不仅关系到每个人的饥饱生存，而且关系到国家的治乱存亡。秦能统一天下，与商鞅重农抑商，奖励耕织，充实国力有很大关系。汉朝绵延四百余年，国力昌盛，推其源与汉初推行重农贵粟政策奠定基础，也是大有关系的。东汉末年，战乱频仍，民死沟壑，不计其数。以至出现了“千里无鸡鸣，白骨露于野”的惨状，当时不少军队因缺粮自行溃散，曹操发动士兵在许田（今河南许昌）屯田耕种，广积粮，多储备，正是靠着经济实力的雄厚，最后统一北方，奠定曹魏政权的稳定基础。递至隋唐宋明时期，都是很重视农业的。尤其是宋太祖规定以课农成绩好坏来评定官吏。并根据不同地质水利情况，适应种粟的种粟，适宜种稻的种稻，讲究耕作方法，农业很快得到发展。农业的发展对于稳固国家政权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马克思就曾说过：“农业劳动不只是农业范围内的剩余价值的自然基础，并且是其它一切劳动部门所以能够独立化的自然基础。”列宁也说：“经济的真正基础是粮食储备。”没有粮食储备“国家政权便会化为乌有”。建国初，毛泽东同志也曾满怀神情的说：“我国有5亿多农业人口，农民的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巨大。”

上述可见，自古以来，中国的政治家思想家无不特别重视农业，因为这是固本安邦的基础。基础弱，大厦焉能坚固？即使今天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强国，也不能不充分重视农业。因为中国的人口主要在农村，农民仍然占大多数，城乡人民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依然靠农业。农业经济仍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和命脉。只有农业这个基础稳固，才能有望发展其它经济，也才能有望保证综合国力的强盛。因此，我们要研究炎帝文化，首先要重视农耕文化，加深对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和命脉的认识，加快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步伐，使整个国民经济居于世界先进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