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西周时期，农牧业生产有较大的进步。到周代，谷物种植业己发展戍为社会经济中最重要的生产部门。相比之下，畜牧业在社会经济中的比重下降了，采集狩猎活动则己完全成为农业经济的补充。 夏王朝的中心活动地区主要在黄河中下游伊、洛、济等河流冲积的黄土地带及河、济平原上。这里是适合于农企生产的地方。相传禹臣仪狄开始造酒，而秫酒（糯米酒）是少康开始制造的。用粮食酿酒，说明农业生产有了较大发展。 商代自盘庚迁殷后，农业已成为重要的社会生产部门。有人作过统计：经过整理的殷墟出土甲骨片，与农业有关的上四、五千片之多，其中又以占卜年成丰歉的为最多。占卜畜牧的卜辞很少，卜黍、稷“年”和其它“受禾”“受年”的卜辞合计却有二百条左右。说明农业的重要性超过了畜牧业。 周人最初生活在适于种稷的黄土高原，很早就是一个经营农业的部落。《诗经》，是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其中有十多篇专门描述农业生产的诗篇，充分反映了当时农业的状况。《豳风·七月》就是一首完整的农事诗。诗中叙述了每月所从事的农务、女工及采集、狩猎等事项。其它诸如《周颂·臣工》、《大雅·生民》、《大雅·绵》、《小雅·甫田》等等也都能反映当时农业生产的情况。 周代农业生产工具虽然仍多为木、石、骨、蚌所制，但金属农具使用日渐增多。“命我众人，庤乃钱镈，奄观铚艾”。钱为铲类，镈为锄类，铚艾是收割工具，这些农具大都为金字旁，即是使用金属农具的一例。人们在生产中采用协作的方式，于是有“千耦其耘”、“十千为耦”的说法。 《诗经》中所载粮食作物的名称有21个，但多同物异名或同一作物的不同品种，归纳起来，它们所代表的粮食作物只有六七种，这就是粟（亦称稷、禾，其品质优良者称粱）、黍、菽（大豆，或称荏菽）、麦（包括小麦——来和大麦——牟）、稻（水稻或称稌）和麻（大麻，其籽实称苴或蕡）。在这些作物中，粟和黍最为重要。从原始时代到商周，它们是黄河流域、从而也是全国最主要的粮食作物。尤其是粟，种植更广。粟的别名稷，用以称呼农官和农神，而“社（土地神）稷”则成为国家的代称。 耕作制度和耕作技术 原始农业实行撂荒耕作制，一般是耕种几年之后，便要抛荒，重新寻找新的土地来源。这种耕作制在商代仍然存在，有人认为，商代多次迁都的原因之一，便是因为撂荒。但到了西周时代，便开始进入到休闲耕作制。《诗经》及《周易》中有葘、新、畬的记载。《尔雅·释地》：“田，一岁曰葘，二岁曰新田，三岁曰畬”。 葘田，指休闲田，任其长草；新田是为休闲之后重新耕种之田，畬田则是耕种之后第二年的田，田中已长草，但经过除草之后，仍可种植。葘、新、畲记载的出现，表明以三年为一周期的休闲耕作制度已经出现，是农业技术进步的一个标志。 夏商西周时期，农业生产技术的一个重大进步便是垄作的出现。垄作的出现，可能与解决排涝和灌溉的问题。北方地区的自然条件虽然是以干旱为主，但夏季作物生长高峰时期出现的集中降雨也会导致洪涝。垄作最初主要是与排涝有关。垄，时称为“亩”，《诗经》中有所谓“乃疆乃理，乃宣乃亩”，也就是平整土地，划定疆界，开沟起垄，宣泄雨水的意思。当时人们在进行这两项工作的时候，非常注意地势高低和水流走向，于是要求“自西徂东”，“南东其亩”，目的就在于排涝。 垄作的出现虽然是与排涝有关，但却对后来农业技术，如抗旱保墒的代田法等的出现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且也影响着栽培技术的进步。《诗经·大雅·生民》中有“禾役穟穟”之语，“禾役”指禾苗的行列，表明当时已有分行栽培技术的出现。分行栽培的出现又为除草和培土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一部农业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与杂草作斗争的历史。原始的刀耕火种只能清除播种之前的杂草，但在播种之后，有些杂草又随作物一同长出，有些杂草不仅辨认困难，且清除起来也要比播种之前困难得多，为使莠不乱苗，是有中耕除草的出现。所说，商代卜辞中已有耨草的记载，到西周时期，有关中耕除草的记载就越来越多了，《诗经·小雅·甫田》：“今适南亩，或耘或耔，黍稷薿薿”。耘，即中耕除草；耔，即培土。薿薿，则是生长茂盛的样子，表明当时人们已认识到，经过中耕、除草和培土，作物就可以生长茂盛。耘在周代，又称为“麃”或“穮”。《诗·周颂·载芟》“厌厌其苗，绵绵其麃”。麃，即耘田锄草的意思，《説文》：“穮，耕禾间也。从禾,麃声。”也就是今天所说的中耕。中耕除草，已成为一项经常性的农活。《左传.昭公元年》：“譬如农夫，是穮是穮”。当时田间杂草主要有荼、蓼、莠、稂等。而后二者又是其中为害最烈者，《诗经》中有“维莠骄骄”、“维莠桀桀”的描写。莠，即谷莠子，亦叫狗尾巴草；稂，即狼尾巴草。是谷田或黍田内最重要的伴生杂草。 后来的农业实践证明，中耕除草还具有抗旱的作用。但当时人们对此并无认识，抗旱还主要借助于灌溉来解决。《小雅·白华》中又有“滮池北流，浸彼稻田”的诗句，这是有关稻田引水灌溉的最早记载。但当时使用最多的还可能是取水灌溉，即《大雅·＃酌》中所谓的“挹彼注兹，可以濯溉”。 在除草的同时，还开始了治虫。卜辞中有虫害的记载，而《诗经》中则有治虫的方法。《诗经·小雅·大田》：“去其螟螣，及其蟊贼，无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螟、螣、蟊、贼分别是就其为害作物的部位而言，对害虫所做的分类。食心曰螟，食叶曰螣，食根曰蟊，食节曰贼。这也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农作物害虫分类。从“秉畀炎火”一句来看，当时人们已经利用某些害虫的趋光性以火治虫，唐代姚崇说：“秉畀炎火者，捕蝗之术也。”朱熹《诗集传》说：“姚崇遣使捕蝗，引此为让，夜中设火，火边挖坑：且焚且瘗。盖古之遗法如此。”这说明以火光诱杀害虫的技术在三千年前的西周时代已经萌芽了。 从《诗经》中可以看出，当时所种的粮食作物种类有很多，《豳风·七月》诗中有“百谷”之称，但提到名字，并且是种植较多的是黍、稷、禾、麻、菽、麦、稻六种。从品种上来说已有早熟、晚熟、早播和晚播之分，晚熟的品种称为“重”，早熟的品种称为“穋”，早播的品种称为“稙”，晚播的品种称为“穉”。当时还有“嘉种”的概念，《大雅·生民》：“诞降嘉种，维秬维秠，维穈维芑”。秬（黑黍）和秠（一稃二米）是黍中的优良品种，穈（赤苗）和芑（白苗）则是粟中的优良品种。嘉种的出现与选种有关。“生民”一诗中所谓“种之黄茂、实方实苞”即是对选种的描写，黄茂方苞，即是说要求选择色泽鲜黄、肥大而又饱满的种子。 园艺、蚕桑和畜牧兽医 蔬菜和果树的种植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最初人们把蔬菜和果树或与粮食混种在一起，或种在大田疆畔、住宅四旁。后来人们才认识到，田中不得有树，用妨五谷。于是出现了田圃的分家。商周时逐渐出现了不同于大田的园圃，用于专植果树和蔬菜。卜辞中已有表示圃的字，从字形上来看表示在一定范围生长着草和木。它的形成有两条途径：其一是从囿中分化出来。上古，人们把一定范的土地圈围起来，保护和繁殖其中的草木鸟兽，这就是囿，有点类似现在的自然保护区。在囿中的一定地段，可能由保护到种植某些蔬菜果树等。其二是从大田中分化出来。如西周有些耕地春夏种菜蔬，秋收后修筑坚实作晒场。《诗经》中记载了专门用于蔬菜种植的“场圃”。场圃是从大田中分化出来，春夏种菜蔬，蔬菜收后，修筑坚实作晒场，以“纳禾稼”。商周时期，由于还保留相当程度的采集经济成份，食用蔬菜的种类，所《诗经》所载，有２０多种，但栽培的蔬菜作物则主要有葵、韭、瓜、葫和芸等。果树种类，据《夏小正》的记载有杏、梅、桃、枣和栗等，其中至少杏和梅是人工栽培或人工保护的。 《诗经》中所载的各种植物中，桑出现的次数最多，超过主要粮食作物的黍稷。从诗中可以看出，当时既有大面积的又桑林、桑田，也广泛在宅旁和园圃中种桑。出现的地点则有今山西、山东、河南、陕西等省。再与其他文献参照看，当时的蚕桑生产几乎遍及整个黄河流域。养蚕最早的文字记载要算《夏小正》三月：“妾子始蚕、执养宫事”。宫，即养蚕专用的蚕室。说明养蚕已在室内进行。《诗经·七月》：“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也说明蚕已在室内饲养。室内养蚕需要采桑，《诗经·七月》中有：“蚕月条桑，取彼斧斨，以伐远扬，猗彼女桑”，讲的都是采桑的事，从中可知当时的桑树大多为乔木桑，但也出现了一种低矮的桑树——女桑。《夏小正》把养蚕列为要政之一，可见养蚕的规模已经较大了。大规模的养蚕，必有大规模的种桑。“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可以为证。 除了种桑养蚕以外，《诗经》中提到的衣着原料还有葛、大麻、苎麻、菅和褚等，以及动物的皮毛等。当时已采用“沤制”和“煮制”方法来加工麻类纤维。 夏、商、西周时期，虽然以种植业为主的自然经济已经形成，但畜牧业在社会经济部门中仍然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尤其是对于富贵人家和国家政权来说，畜牧显得更为重要。为其可以改善生活，丰富祭祀，巩固国防，在一个“国之大事，惟祀与戎”的时代，畜牧委实不可少矣。 夏代有专门从事畜牧业的人和部落。古书有“莱夷作牧”的记载，“莱夷”就是就是畜牧部落之一。商周畜牧业在社会经济中所占的比重相当大。商代畜牧业相当发达，卜辞祭祀用牲名目繁多，数量很大，一次百头以上者不乏其例，最高用牲量一次达“五百牢”或“千牛”。周人虽然以农业发迹，但畜牧业在周代经济生活中仍很重要。《诗经》中有一首“考牧”诗，反映的是当时畜牧业生产的情况，“三百维群”，“九十其犉”。可见当时牧群的规模是不小的。当时地旷人稀，原野不能尽辟，农田一般分布在都邑的近郊，郊外则辟为牧场。《尔雅·释地》：“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牧。”对原野中农田和牧场的规划，被称作“井牧田野”。从《诗经》看，当时确实是划出了放牧牛羊和马的各类牧场的。而《周礼》则记载了组织严密分工细致的牧政。 新石器时代，后来人们所饲养的一些动物，所谓“六畜”都已齐备。商周时期，马的地位显著提高，广泛用于战争，狩猎和交通运输。养马业受到重视，官营养马业中，对于马的放牧、饲养、调教、乘御、保健等都有专人负责。这一时期，象和鹿也成为人们的驯养对象。《吕氏春秋·古乐》中有“商人服象，为虐于东虞”之说，而《诗经·大雅·灵台》则有“王在灵囿，＃鹿攸伏”之句，说的是周天子在灵囿养鹿取乐的事。商周时期，鸭、鹅等水禽开始饲养。鸭，古称鹜，系由野鸭（凫）驯化而来，驯化之后又称家凫，或舒凫。鹅，古名舒雁，系由雁驯化而来的。 夏、商、西周时期，畜牧兽医技术较之于新石器时代有了很大的提高。由于种植业的发展，放牧已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于是对于牲畜的饲养管理，在采用放牧的同时，圈养已很普遍。甲骨文中有反映圈养的文字，而《诗经》中更有不少圈养的记载，如“执豕于牢”，“乘马在厩”等。适应圈养的需要，在商代出现了割草作饲料的饲料生产。更有以粮食来秣马。但商周时期，最通行的做法可能还是圈养与放牧相结合。《周礼》中既有“圉师”负责圈养，更有“牧师”负责放牧。 商周时期，家畜的繁育技术也已出现。特别是对于马的繁育技术有一套较为成熟的作法。《夏小正》中有五月“颁马”的记载，就是指别马雌雄，分群放牧。这样做是为了防止乱交、保护孕畜和便于控制牲畜交配与生育季节。《周礼·牧师》提到了“中春通淫”，这就是说，马匹平时是化牡分群放牧的，至仲春之月则合群配种，配种之后再“颁马”，分群放牧。母马春季配种，次年生产后，正值天气转暖，对养育幼马是有利的。为了适合马配种繁殖的需要，提出了牝马牡马的比率。《周礼·校人》：“凡马，特居四之一。”郑玄注引郑众的解释是：“四之一者，三牝一牡。”这样能使母马不空怀，提高产驹率。为了保持这一比率，对于不适于作种马的雄马采取去势（“攻特”）的办法，以改良马的品种，提高配种质量。对于留作种马的公马，《周礼》中还有“佚特”一项。“特”是留作种马用的公马，俟通逸，“佚特”就是使种马逸而不劳，保证其充沛的精力。对于怀孕的母马和生下不久的幼马则有“执驹”一说。这些反映当时的畜牧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商周时期还出现了兽医。兽医最早的记载见于《周礼》，兽医，包括“疗兽病（内科）”、疗兽疡（外科）”两项，还有专疗马病的“巫马”，以至为良马保健的“趣马”等。夏商周时期，“兽医学上的最大成就募过于阉割术的出现。《周礼》中“攻驹”和“攻特”，指的就是对于公马的阉割，《周易》说：“豮豕之牙，吉”，则是说，阉割过的猪性情温和，虽有其牙，不足害物。阉割技术的发明对于动物的驯养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大概早期的家畜虽已驯化，但还保留了一些原始的野性，经过阉割之后，野性受到一定的限制，这对于家畜的圈养大有裨益。 农业生产实践中积累的生物学知识 如何能治理好农业，充分利用动植物资源，除了在农业技术上采取一切措施之外，还需要相当的生物学知识，同时农业的实践也促进了生物学知识的积累。 《周礼》中有“司土”一职，是为总管农业的中央官职。其职责是：“以天下土地之图，周之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辨其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之名物……”，其下属“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穜稑之种，周知其名，与其所宜地，以为法，而悬于邑闾。巡野观稼，以年之上下出敛法，掌均万民之食，而赒其急，而平其兴。”“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其宜而为之种。”“稻人”，“掌稼下地，……泽草所生，种之芒种。”这些工作都要求具有生物学，特别是其中的形态、分类、生态等方面的知识，只有这样才能辨别名物和辨穜稑之种，才能根据土壤的状况选择相应的作物和品种，做到因土种植。 夏、商、西周时期，主要是依据以下的一些标准来进行动植物分类的： 一是颜色。前面提到的农作物中的嘉种秬（黑黍）、穈（赤苗）和芑（白苗）就是根据颜色来划分的。这种分类在动物分类中就更为普遍，以白、黄、幽（黑）或驳（杂色）等命名的牛、马、羊、豕都有。 二是大小。大兇、驹（小马）、童牛。 三是性别。在字中以“土”表示雄性动物、以“匕”表示雌性动物。如牡（公牛）、牝（母牛）等。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对于某些植物的性别也有所认识，如称雌麻为苴。有时古人还根据繁殖状况来分类，如今岁落地来年自生于田的稻，称为“秜”。 四是功能和用途。如马就依据不同的功能和用途分为种马、齐马、道马、田马和驽马。在农作物方面，晚种而早熟的称为“穋”，早种而晚熟的称为“重”。 五是外形。马有脊鬃、长尾等主要特征。牛与羊均有角，但牛角大、羊角小等。在农作物方面。禾，表示植株；粟，表示谷实；而米，则表示去壳之后的胚乳。 总之，商周时期无论是植物，还是动物都是以直观的性状特征为分类的依据，在文字中将同形的动植物以同一偏旁示之，以归其类，这一分类为后世分植物为草、木；分动物为虫、鱼、鸟、兽分类系统之雏形。在动物分类之中，由于兽类的体型较大，更为直观，所以当时对于兽类的类别认识较为清晰，从文字结构上来看，当时就已将兽类划分为犬类、豕类、牛羊类、马类和虎豹类等。 本文来源：唐圣西安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