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可敦

内容提要 以前人们侧重于从政治、思想、伦理和哲学方面研究《诗经》，其实从《诗经》中能解读出较明显的经济意识。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意识，农时意识，保护生产力意识，市场意识和区域经济意识。

关键词 诗经；经济意识；生产关系；农时；生产力；市场；区域经济

古代没有独立的经济学科，经济意识往往从思想家的哲学、政治、伦理等方面的论述中体现出来，并且是从综合论述这些问题时体现出来的。

儒家思想学说是中国文化的主体。尽管儒家文化基本上成了中国文化的代名词，是属于哲学、政治、伦理等意识形态范畴的内容，但它仍然体现了古代的经济思想意识。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是先秦时期最重要的典籍之一。 “除少数作品为当时统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所写的以外，大多数可以从内容上明显地看出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劳动人民口头文学创作，是民歌。”[1]（P1）

可以想象，采诗的目的是让统治者“以观民风”，而经济生活则是“民风”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民歌中不可能不反映经济意识和经济现象。所以采诗者也不可能不注重这一现实。而作为一国之君主，他也必然要了解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情况和人民的经济生活。所以《诗经》中不可能没有经济意识。

所谓经济意识，是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直接反映。这种反映，虽然随着历史发展阶段的不同，反映的深浅程度与思想的概括程度有所不同，但是，一种社会经济现象，通过作者，把它整理、记录并反映出来，有所取舍褒贬，有所颂扬批判，这本身就包含了作者的立场、观点和思想倾向。在《诗经》大量的经济史料中，也蕴藏着极为具体的经济意识和观点。

解读之一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意识

要了解《诗经》时代的情况，必须首先分析其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和生产关系的状况。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出器。”[2](P204)《诗经》中有大量的诗歌表述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活关系状况。

生产工具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具体标志。

耒耜，是古代农具的总称，在《诗经》不少的诗篇中，可以看出西周时的耜大致属于金属生产工具。在《周颂·良耜》中，除了讲到用耜进行耕种外，还讲到“其鎛斯赵，以薅荼蓼”。“鎛”，从金，是金属制成的短柄锄头。说明了那时农民一方面用耜种地，一方面用鎛除草。《周颂·臣工》说：“命我众人，庤乃钱鎛，奄观铚艾”。“钱”是金属制成的铲子，长柄，是用来锄草的农具。“铚”，是一种短小的镰刀。“艾”，乂（刈）之借，是一种芟草的大剪刀。“钱”、“铚”、“鎛”这三个字的偏旁都从金，证明在西周时的一些主要农具，包括耜，都是金属制成的。《秦风，驷鐡》是秦襄公时的作品，时在周平王初年，即东、西周之交。诗中“驷鐡孔阜”中的“鐡”乃是“铁”字，“驷鐡”是指四匹如铁青色的马。说明当时已有铁器生产和使用了。《大雅·公刘》中就记载了“取砺取锻，止基迺理”的内容，也提示周初使用铁器的信息。再则，诗中在用到“耜”时，均加了一个形容词，诸如“覃耜”、“有略其覃”、“畟畟良耜”等。“覃”通“剡”，锐利之意；“略”，按《毛传》：“利也”；“畟畟”，据《尔雅，释训》郭璞注：“言严利”。这都说明，耜是金属制成的农具，它既锋快又锐利。这样的生产工具，比西周之前的殷商时代的石器生产工具，不知要进步多少。

《周颂·噫嘻》《周颂·载芟》还为我们展示了农业生产中“十千维耦”、“千耦其耘”的宏大场面。其中的“耦耕”，即两人并耕的意思。耦：《说文》：“耒广五寸为伐，二伐为耦。”又《周礼·考工记·匠人》：“耜文五寸，二耜为耦。”耦，即二人为一组，各持农具（耒耜）而进行耕作。十千耦，合二万人。[3](P871)极言生产工具之先进和劳动场面之宏大。据《经义丛钞·牛耕说》考释：“合人耕，则牛耕可知。闾师掌六畜之数。郑注：掌六畜者，农事之本。窃思牛之为牲，非庶民燕祭所得用；而大车之载，亦庶民家得用之；可悟周时已有牛耕之制。”《小雅·黍苗》在赞美召穆公经营谢邑、治理原野和土地时，就写到：“我任我辇，我车我牛”。

牛耕之用于农业，也是当时社会经济生活的一个特点。商代不用牛来进行耕地，而是在祭祀时把大量的牛杀掉作为祭品。《小雅·大田》说：“以其骍黑，与其黍稷，以享以祀”。说明周代在祭祀活动时，不是大批地屠杀耕牛来做牺牲，而只宰一头牛，另宰一两头猪或羊，同时还敬献黄米、高梁，表示丰收。《豳风·七月》说：“献羔祭韭”、“朋酒斯飨，曰杀羔羊”，说明在祭礼时，就只用羊而不用牛的情况。有些祭祀，甚至不用牺牲而专设酒食。如《周颂·载芟》及《周颂，丰年》说：“以酒为醴，烝畀祖妣”。以上说明耕牛在生产和运输中已开始发挥它的作用。由此可见，铁制农具和耕牛的使用，在农业生产的发展上，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西周的土地所有制形式，据《小雅·北册》说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说明周天子的权力范围之广。但周代的土地占有是层层分封的办法，即周天子把一部分王畿之外的土地分给诸侯和卿大夫，诸侯和卿大夫再把一部分封地赐给他的臣属。《周颂·噫嘻》有“骏发尔私，终三十里”之句，是说奴隶们的私田，有三十多里望不到边之广。“姚氏《诗经通论》：“……‘骏发尔私，终三十里’，《毛传》曰，‘私，民田也，言上欲富其民而让于下，欲民之大发其私田耳。终三十里，言各极其望也’。”[4]（P871） 由于土地世代相传，就使被封赐的土地成为各级封建领主世袭所有了。《诗经》中的“曾孙”、“公子”、“君子”等人，即指这些统治阶级而言。被人称为“农人”、“农夫”，又称“庶人”、“庶民”，他们是农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尽管农奴和统治者之间具有严格的人身隶属关系，但他们已不象更早时期的奴隶那样一无所有，他们不仅有自己的妻子儿女、家室茅屋。如《豳风·七月》“嗟我妇子，曰为改岁，入此室处”，有自己的家庭副业：“八月载绩，载玄载黄”（《豳风·七月》）；还有自己的生产工具：“以我覃耜”（《小雅·大田》）、“有略其耜”（《周颂·载芟》）。

《小雅·大田》的“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之句，就说明公田是属于领主的，私田是属于农奴自己只有耕种权利的土地。农奴在种完领主的公田后，再去耕种自己的小块“自留地”。

解读之二 ——农时意识

天时观念是中国古代极具特色的世界观和文职方法论，而且从传说神农中的黄帝到明清时代的农书，关于如何适应、利用和改变农时的知识不断积累，极为丰富，构成中国传统农学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豳风·七月》是《诗经》中的农事诗，概括地写出古代农业奴隶受尽剥削压迫的悲惨生活，也叙述了一年每个月的农事活动。有很明显的农时观念：“一之日（农历11月）觱发”，“二之日（农历12月）栗烈”，“三之日（正月）纳于凌阴”，“四之日（二月）献羔祭韭”，“蚕月（三月）条桑”，“四月秀葽”，“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流火”，“八月剥枣”，“九月肃霜”，“十月陨萚”。按照时令，还可以看到农夫每个月的农事活动：“一之日于貉”，“二之日其同，载缵武功”，“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蚕月条桑”，“四月秀葽”，“六月食郁及薁”，“七月烹葵及菽”，“八月其获”及“萑苇”、“载绩”，“九月筑场圃”，及“叔苴”，“十月获稻”、“纳禾稼”及“涤场”。《周颂·载芟》还反映了在农忙时节，农夫全家不分男女老少“侯主侯伯，侯亚侯旅，侯强侯以”（不分年龄大小，体力强弱）都一齐出动，抢收抢种，紧张得顾不上休息，连饭也是农妇送到田边来吃的。对这首诗，清人姚际恒在《诗经通论》中曾评论说：“鸟语虫鸣，草荣木实，似月令。妇子入室，茅綯升层，似风俗画。……其中又似采桑图、田家乐图、食谱、谷谱、酒经，一诗之中，无不具备。”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则说：“今玩其辞，有朴拙处，有疏落处，有风华处，有典核处，有萧散处，有精致处，有凄婉处，有山野处，有真诚处，有华贵处，有悠扬处，有庄重处，无体不备，有美必臻。”[4]（P46）虽然，古人这些议论虽未必尽当，但也能解读出诗中的一些经济意识和经济现象。

诗经《大雅·生民》也说：“诞后稷之穑，有相之道。茀厥丰草，种之黄茂。”“有相之道”即视察土地之道。在这方面，《大雅·公刘》则说得更具体：“笃公刘！既溥既长，既景迺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其军三单，度其隰原，彻田为粮。”所说“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度其隰原”，就观测地势高低向背，判断农作物能否得到充足的阳光，还要看附近有没有水泉溪流，以得其灌溉之利。这些大概就是关于地宜的最早的一些知识。

从《诗经》中已看出人们对优良作物品种的重视。《大雅·生民》：“诞降嘉种，维秬维秠。维穈维芑。恒之秬秠，是获是亩。恒之穈芑，是任是负。以归肇祀。”“秬”是黑色的黍；“秠”也是黑色的黍，一粒谷子结两粒米；“穈”是红色的粟；“芑”是白色的栗。它们都是后稷培育的优良品种（“嘉种”），“恒之秬秠”，“恒之穈芑”这些良种都得到了广泛的采用。 “是获是亩”，“是任是负”正是对高产丰收景象的生动描绘。《大雅·生民》讴歌周祖先后稷的伟大贡献。

农业生产应重视和研究作物的平面布局，这一点在现在看来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在农业发展的早期阶段，在科学和生产工具都极端粗陋的条件下，认识到这一点很不容易。我们的祖先不仅在世界上率先注意到这个层面，而且创造了不少既能增产量，又能节省人力、物力的平面作物布局法，把开发利用土地的纵横两个方面紧密结合起来。“中国农学在这一领域的成就，与中国古代发达的整体系统思维是分不开的”。[5]（P498）《大雅·生民》写后稷“诞实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麦幪幪，瓜瓞唪唪。”据《毛传》：“役，列也。”作者描述后稷从小善长稼穑，说他种的大豆，象旗帜一般成队成行地扬起（“荏菽旆旆”粟株整齐排列，十分繁茂（“禾役穟穟”）。表明传说中的后稷时工，即原始社会的后期，行列种植至少已经作为先进技术提出来了。

解读之三 ——保护生产力意识

要发展封建经济，面临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如何加强对劳动力的保护。周统治者实行的“敬德保民”政策，就是这一思想的具体化。《大雅·烝民》说：“天生烝（众）民”和“立我烝民”（《周颂·思文》），天帝就是烝民的宗主。上天选择有道之君，把人民和疆土交给他，让他代天保民。所以，文王自称受天之命而保民，实行了重农节俭，施惠于民的政治。《大雅·板》：“辞（政治）之辑（缓和）矣，民之洽矣”，《大雅·卷阿》：“维君子命，媚（爱）于庶人”，做到了“宜民宜人”（《大雅·假乐》）。周天子这种代天保民的思想，反映了封建制度下对劳动力的重视和保护，使这种新的生产方式，蒙上了一层“保民”的面纱，成为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因素之一。保民思想还直接体现在反对屠杀劳动者上面。商代的奴隶主可以任意屠杀奴隶用于祭祀或殉葬。到了春秋时代，杀人现象已不复存在，杀人殡葬之风，也不属多见，且已遭到社会的非议，被视作悖礼行为。《秦风·黄鸟》就反映了群众对子车氏三兄弟为秦穆公殉葬的痛悼和婉惜，并对殉葬制度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彼苍天兮，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这种奴隶制度下杀殉的孑遗，在《诗经》中已开始被否定并给予严厉的批判。春秋战国之时，儒、墨学派都坚决反对杀殉，保护了劳动力的再生产。

周代统治者这些宽惠的政治经济政策，对于缓和矛盾，稳定民心及保护生产力的发展，都起了一定的作用。正如《大雅·文王》所说：“侯服于周”（对周称臣，不要违抗）“殷士肤敏”(殷之诸侯，美好而且敏疾)；《大雅·文王有声》：“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与安定。同时在生产上，“厌厌其苗，绵绵其鹿。载获济济，有实其积，万亿及秭”（大片的庄稼，长得整整齐齐，耘田之人众多，绵绵不断。秋收时到，五谷丰登。露天的粮食，堆积如山，只好用千用万来计算。）（《周颂·载芟》）“黍稷茂止，获之挃挃，积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栉，以开百室，百室盈止”（收获的粮食，堆积如山，整齐地排列，象墙垛那样高高耸起，又象梳齿那样密密排列。建成了成百的粮仓，成百的粮仓都装得满满盈盈。）（《周颂·良耜》）。出现了生产发展，经济繁荣的景象。史称“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史记·周本纪》）西周的成康盛世，正是反映了新兴封建领主阶级的德治思想在政治经济上取得的成就。

解读之四 ——市场意识

在周代，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不断发展，商业也逐渐发达起来。《诗经》对商业活动虽有所描写，但由于当时发展的农业经济，商业多为官商，而从事私人商品交易活动的范围也很有限。《陈风·东门之枌》说：“不绩其麻，市也婆娑”。这里所说的“市”，即市场。说明由于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在西周的国都中，已经形成了进行商品交换的固定的市场了。《卫风·氓》的“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句，是《诗经》中对商品交换的较为直接的叙述。这里的“布”，即代表货币的布帛。周时叫“布泉”，即葛、麻等织物的统称，为古时钱币，周时曾一度作为货币之用。《周礼·载师》云：“凡宅不毛者有里布”。汉郑玄作注：“里布者，布参印书，广二寸，长三尺，以为币，贸易物。《诗》云‘抱布贸丝’，抱此布也。”但从字面看，“氓”不可能抱着这么多的“货币”——里布去买丝，当指抱着布匹去进行以物换物的交易。《邶风·谷风》谈到男子喜新厌旧，怨妇控诉丈夫不知其德时，以“贾不用售”（犹如好东西却无法售出）四字来形容自己好象一个商品，是不能随意就卖出门的。由上述可知，《诗经》已把商品交换关系用来比喻人或讽刺事，说明当时商业活动已趋发达，商品交换观念也逐步渗透到政治领域和家庭生活中去了。

解读之五 ——区域经济意识

《大雅·公刘》就是周人歌颂公刘开国殊勋的长篇叙事诗，它描述了公刘带领族人自邰迁豳的过程。那么周人为什么要迁居呢？《毛诗大序》曰：“文王之时，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难”[6]（P99）除了“其在西戎，不敢宁居”[7]（P253）外，主要原因还是和经济发展有关，如果经济发达了，人民富裕了，那么军事力量也就强大了，也就不怕外族西戎干扰了，西戎也不敢来欺负你了。所以，为了避开外族的干扰，有一个和平的发展环境，周人还是决定迁居。一般来说，人类都选择在倚山面水、背风向阳的地方居住，既要考虑避风、向阳、安全、有水，同时更要考虑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口的扩张。“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顺迺宣，而无永叹。陟则在巘。复降在原。”朱熹说“公刘至豳，欲相土以居。” “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冈，”朱熹说：“此章言营度邑居也。自下观之，则往百泉而望广原；自上而观之，则陟南冈而觏于京。于是为之居室，于是庐其宾，于是言其所言，于是语其所语，无不于斯焉。” [8] （P253）说公刘精心察看过百泉汇集的地方，又去视察平原大地，还登上南面冈陵。“既景迺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他既测日影，又登山冈，既要考虑南北阴阳，又要考虑灌溉之利。经过公刘认真的考察，精心的测量，综合的权衡，最后确定在豳地定居。而公刘这种综合的考虑，更多的还是出于经济发展的需求。如他“相土以居”是考察土地的肥沃程度，是否适宜农作物的栽种；“相其阴阳”是考察光照的长短，是否适宜于农作物的生长；“观其流泉”是考察水流的分布，是否有利于农作物的灌溉。最后，“乃觏于京，京师之野”，经过考察，公刘找到了宜为国都的京地，准备在此广建层宇，发展城市。这说明公刘是相当有经济头脑识和发展眼光的人。

周是兴起在渭水中游黄土高原上的一个古老部落。“渭水有很多支流，漆水、沮水之间，土地肥沃，物产丰饶。这种优越的自然条件，是周能够勃兴的一个重要因素。”[9]（P29）无独有偶，即使在现代经济相当发达的当今社会，经济社会的发展，使全国不少地方政府的府治发生了迁徙，这没有其他原因，完全是出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参考文献：

[1] 赵浩如．诗经选译[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4] 袁梅．诗经译注[M]．青岛：青岛出版社．1999．

[5] 刘长林．中国糸统思维[M] ．北京：中国国科学出版社．1990．

[6] 徐中玉．大学语文[Z]．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2001．

[7] [8] 宋朱熹．诗经集注[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

[9] 翦伯赞．中国史纲要[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