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面对必然发生的自然灾害，为何不能必然预知，不能提前预报？是形下技术手段的落后还是形上思维方式有悖于自然规律？“言天文不言气象，言气象不言天文。”这是天文、气象两界所信奉的一个准则。这个准则与西医中的“头痛说头，脚痛说脚”一样，均在概念思维的范围之内。概念思维在天文与气象之间筑起了厚厚的围墙，使两个学科“老死不相往来”。中华元典以及诸子典籍告诉后人，天与地是一个大系统，系统的变化在同步进行。天文变化决定着地球上春夏秋冬四时的变化，决定着地球上或风或雨或干旱的天气变化，决定着小蚯蚓的冬眠与苏醒。实际上，一朵小花的开放，一棵小草的发芽，均与天体运动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华先贤以天地人合一而论的系统认识论为基础，创建了以天文论天气的天文气象学。在《尚书》《诗经》《左传》《孙子兵法》中可以看出，当时的贤哲、军事家、农民、戍卒、儿童、妇女都能够做出的天气预报，其原因就在于他们认识了天文与天气之间对应关系。通过观察天文，就可以预报出所处区域内即将出现的天气。如果说天文与天气之间存在着对应关系，那么地震、海啸、洪水、酷热、严寒这些自然灾害仅仅是由地球本身因素所引起的吗？以天文论天气，这是中华天文气象学的哲理与实践。在此基础上，能不能以天文论天灾呢？有“这种”的天文，就有“这种”的天气，这是已有的结论。那么，有“这种”的天文，有没有“这种”天灾呢？作为中华民族的子孙，一应该延续祖先留下的系统认识论，二应该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的定量求证手段，争取在天灾预报领域内做出新的贡献。

关键词：天文  天气  天灾  系统认识论 

一、现实中的沉痛教训

1976年秋天的唐山大地震，瞬间毁灭了整个城市。2004年年末的印度洋海啸，短短的一天里危害到了几个国家，夺走了几十万人的生命。严酷的自然灾害不期而至，让无辜的人们防不胜防。地震、海啸、洪水、干旱、异常的高温与严寒……面对必然会发生的自然灾害，科学界为何不能必然预知，为何不能提前预报？到底是形下技术手段的落后，还是形上思维有悖于自然规律？这是不是应该严肃反思的问题？！

在笔者看来，现代科学中的概念思维有悖于天体间实际存在的系统论。概念思维是人类面对自然灾害而不能做提前预报的重要障碍。

定量化、标准化、具体化是现代科学的长处。物极必反，这是中华元文化——太极、八卦与六十四卦——所揭示出的哲理。依此观之，定量化、标准化、具体化发展到了极处，就会禁锢人的思维，即把人的思维局限在一定的框架之内，从而阻碍了不同学科的交流。“言天文不言气象，言气象不言天文。”这是天文、气象两界所自觉信奉的一个准则。这句名言与西医中的“头痛说头，脚痛说脚”一样，均在概念思维的范围之内。概念思维在天文与气象之间筑起了厚厚的围墙，使两个学科“老死不相往来”。但是，地球作为天体中的一员，天文对气象真的不会产生影响吗？地球上所发生的自然灾害与天文之间真的是风马牛不相及吗？

二、天地合一而论的文化

从八卦的三爻开始，优秀的中华元文化创建的就是天地人三者合一而论的文化。八卦的三爻与六十四卦的六爻告诉人们，天地人三者，分而为三，合而为一，三者之间是“一而三，三而一”的一体关系。以伏羲八卦为起点，中华大地上出现了一部部经典，如《周易》《尚书》《诗经》《周髀算经》《黄帝内经》，部部经典反复在阐述着一条重要的哲理，即天地人三者之间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论彼不能忘此，论此不能忘彼。这里摘录七段天地人三者合一而论的论断，与读者共同鉴赏：

其一，《尚书·泰誓》曰：“唯天地万物父母，唯人万物之灵。”

其二，《周易·系辞上》曰：“易与天地准，是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

其三，《周易·系辞下》曰：“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

其四， 《黄帝内经·三部九候论》曰：“天地之至数，始于一，终于九焉。一者天，二者地，三者人，因而三之。”

其五，《黄帝内经·疏五过论》曰：“圣人之治病也，必知天地阴阳。”

其六，《黄帝内经·经水》曰：“此人之所以参天地而应阴阳也，不可不察。”

其七，《黄帝四经·经·果童》：“黄帝曰：‘夫民卬天而生，侍地而食。以天为父，以地为母。’”

上述七个重要论断分别出于不同的经典，不同的经典在讲述一条哲理：天地人三者之间是一个不可分割整体。本文的主题论的是天文、天气与天灾，所以下面议论的重点放在天地上。

中华元典告诉后人，天地变化属于同步变化，天地交合属于相互作用。从整体而言，天体运动具有一致性。就具体而言，天地之间的有互动性。

阅读《尚书》《诗经》《逸周书》《周髀算经》可以发现，中华先贤言天文时必言气象，言气象时必言天文。在中华先贤的研究视野里，天文与气象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中华先贤创造的是天文气象学。在天文气象学里面。天文与天气之间不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关系，而是息息相关的对应关系。

三、元点智慧：中华元典中的天气预报方法

在上古时代，并没有现代化仪器，中华先贤却能发布出准确的天气预报，准确的天气预报指导着人们的生产与生活。那么，他们是采用方法是什么呢？答案是观察天文。这里所说的天文，就是天上的恒星、行星、月球或太阳、行星、月球发生某种对应关系时所形成的某种几何图形。

打开中华元典以及先秦诸子，里面都可以看到以天文论天气的预报方法。

《尚书·尧典》：“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虚，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日中”的意思是昼夜长短相等，“星鸟”指的是二十八宿中南方朱雀七宿，“仲春”指的是春分；“日永”的意思是昼长夜短，“星火”即火星，“仲夏”指的是夏至……尧时代的中华先贤以昼夜的长短比例与四个星象的空间位置为标准，划分出了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尧典》告诉人们，地球表面春夏秋冬四季的变化，与天文现象有关。

《尚书·洪范》：“星有好风，星有好雨。……月之从星，则以风雨。”书内读书，读出的是优美的文辞与优秀的哲理。书外读书，读出的是一种天气预报方法。“星有好风”之星，被汉马融注释为二十八宿中的箕星。“星有好雨”之星，被汉马融注释为二十八宿中的毕星。箕星、毕星为恒星，月为卫星。当卫星月球与恒星、箕星之间发生近距离对应关系时，地球上观测者所处的区域内就会出现刮风的天气。马融说：“箕星好风，毕星好雨。”

《尚书·洪范》告诉后人，当地球与月球、恒星二十八宿中的某一星座三者之间发生对应，即三点成一线时，地球上的观测区内就会发生或风或雨的气象。月球与地球之间，随时都存在着对应关系，但这种对应关系并不能随时引起或风或雨的气象，或风或雨的气象发生在某一特定时刻，这一特定的时刻就在月球、地球与某一恒星三者之间相互对应时。

以天文论天气，这是《尚书》中天气预报的原则。某种天文现象与某种天气之间存在着对应关系，这是《尚书》中的天气预报方法。

《诗经·七月》云：“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流火”之火，亦称大火，指的是二十八宿中的心星。从地球上观测，心星一直处于运动状态，春天在东，夏天在南，秋天在西，冬天在北。地球是动态的，站在地球上观测星象，星象是也就是动态的。农夫一旦发现心星西移，就知道应该准备御寒的衣服了。《诗经·渐渐之石》云：“月离于毕，俾滂沱矣。”月，月球也。毕，毕星也。离，通丽，靠近也。当月球靠近毕星时，地球上观测区内就会出现大雨滂沱的天气。《渐渐之石》之诗，出于一位戍卒之口。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农夫可以观天文言气象，战士同样可以观天文言气象。天文气象学在当时的普及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逸周书·周月》曰：“唯一月既南至，昏，昴、毕见，日短极。微阳动于黄泉，阴降惨于万物。”意思是：一月冬至过后，黄昏时，二十八宿中的昴星、毕星现于中天，一年之中这一天的白昼短到了极点。地下阳气微微发动，惨烈的阴气开始渐渐远离万物。《逸周书》告诉后人，二十八宿在天上，阴阳寒暑二气在地上，但是两者之间的变化存在着对应关系。天文变化决定着地面上的寒暑变化。一朵小花的开放与枯萎，一个小蚯蚓的睡眠与苏醒，小鱼、小虾的繁殖与成长，均与天文变化有着亲密的关系。

《黄帝内经》认为，金、木、水、火、土五星的异常现象会引起异常的气象，异常的气象会引起对应区内的流行性疾病。关于这一点，《黄帝内经·素问·气交变大论篇》中有详细的论述，本文不再引述。

《鹖冠子·环流》曰：“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 斗者，北斗星也。运动的斗柄东西南北四个方向与春夏秋冬四季变化相一致。《鹖冠子》告诉后人，天文变化决定着地面上的四季变化。

《周髀算经》划分出了四时、八节、二十四节气。《周髀算经》计算出了一岁的时间长度、一月的时间长度。一月的时间长度为“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一岁的时间长度为“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所有这些成果取得，前提只有一个，这就是天文观测。如《周髀算经》开篇处所言：“知日之高大，光之所照，一日所行，远近之数，人所望见，四极之穷，列星之宿。”《周髀算经》告诉人们，天文变化决定着地球上四时八节的气象变化，决定着二十四节气的气象变化，总之，天文变化决定着节令变化。

《孙子·火攻》：“发火有时，起火有日。时者，天之燥也。日者，月在箕、壁、翼、轸也。凡此四宿者，风起之日也。”上不知天文，下不知地理，不足以为将为相。孙子作为军事家鼻祖之一，既深知军事，又深知天文。火攻，在军事韬略占有重要的位置，但发火必须在天气干燥之日。何时天气干燥？月近箕、壁、翼、轸四宿时。《孙子》告诉后人，天文决定着地球上干燥的天气。

中华元典以及诸子典籍告诉后人，天文变化决定着地球上春夏秋冬季节的变化，决定着地球上或风或雨或干旱的天气变化。中华大地的贤哲、农民、戍卒，在没有精密仪器的条件下，之所以都能够做出正确的天气预报，其原因就在于他们认识了天上的天文与地上的气象之间的存在着对应关系。通过观察天文，可以预报出所处区域内即将出现的天气。

中华先贤以天地合一的系统认识论为基础，利用目测、利用简洁的工具——日圭、旋玑仪——创造出了领先于世界的天文气象学。天文气象学的原则记载在八卦、六十四卦与《尚书·尧典》《尚书·舜典》之中，详细的内容记载在《逸周书·周月》《逸周书·时训》《礼记·月令》《周髀算经》《黄帝内经》《星经》以及之后的《史记》《汉书》之中。

以天文论天气，具体是以星象位置论四时，以星象位置论风、寒、湿、热、燥、暑六气，以星象位置安排生产，以星象位置安排生活，这是古老的天文气象学的基本原则。《汉书·天文志》曰：“北斗七星，所谓‘旋玑玉衡，以齐七政。’……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汉书·天文志》强调的是北斗星的作用。实际上，中华先贤的研究视野中，重视的不止是北斗星。尧重视的是二十八宿，舜重视的是北斗。《周髀算经》中最先出现的是太阳，《黄帝内经》中重视的则是北极、北斗与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