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其中的许多诗篇体现出强烈的地域特征。本文从《诗经》与汉水流域的关系出发，首先分析了《诗经》的地理位置与汉水流域地理位置的关系；其次分析了二《南》在《诗经》中的地位，认为二《南》在《诗经》中的地住反映了汉水流域的文化在周王朝文化中的地位；最后从二《南》作为民歌集的角度出发，认为其与汉水流域的民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关键词：诗经；二南；汉水；民歌

　　一、《诗经》地理图与汉水地域的关系

　　汉水又称汉江，长江的最大支流。汉水发源于陕西省宁强县的皤冢山，《书·禹贡》中有“嶓冢导漾东流为汉”之说，《嘉庆一统志·汉中府·山川》中也有记载，“汉水，在宁羌州北，源出蟠冢山。东流经沔县南，又东经褒城县南，又东经府治南郑县南……”。从河流的大的范围来看，汉水是长江、黄河、淮河的联系地，《孟子·滕文公上》有“禹疏九河……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的记载。大禹通过疏导九河，挖掘汝水和汉水，疏通淮水和泗水，从而使洪水流到长江之中。因此从大的地理位置来看，汉水很早就与其它的地理位置相通。《孟子·滕文公下》中“江淮河汉”的说法则更进一步地说明了这个情况，“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不仅汉水是与江、淮、河相互连通的，而且汉水也成为北方淮河、黄河与南方长江的连接区域。因此，从地理位置的范围来看，汉水流域的范围应该是淮河以西、黄河以南、陕西西南、湖北北部的广大区域(当然其部分地区与其它流域的地域是有重合的)。

　　大江大河历来是文明的最初发源地。中国的文明也因大河而兴。汉水作为长江的最大支流很早就有人类生存繁衍，也同样孕育出了繁荣兴旺的文化，这一点可以从考古学得到明确地证明。1975年鄂西北郧县发现了距今100万年左右的猿人牙化石，与蓝田猿人同期。郧县猿人化石的发现。使我国四个时期的猿人形成了一个从云南到湖北到陕西再到北京的一个连续性的链。这证明了汉水是人类起源的重要地区之一。最激动人心的则是在曲远河口发现并出土了震惊世界的南方古猿头骨化石，它的出现就说明，汉水流域是人类最早活动的区域之一。《中国文物报》将这一考古成果评为“1990年十大考古新发现”。同时评为“‘七五’期间十大考古新发现”。与此同时出土的其它动物的化石体现出了南北交汇的特点，即有南方的动物，同时也有北方的，这就证明，汉水流域从古到今就是一个南北交汇之地。

　　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人类的长期的活动使汉水流域产生了高度发达的文化。这一点在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明显地体现出来了。《诗经》分为风、雅、颂，主要为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共500余年的民歌与朝庙乐章。从《诗经》所反映出的地理图来看，《诗经》所覆盖的地方很广。“雅”是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周朝都城地区的作品。多由朝廷官吏所作，是周王朝的乐歌。“三颂”也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周颂”主要是为歌颂周代贵族统治者及先王的作品：“鲁颂”歌颂的对象主要是鲁国国君鲁僖公，是公元前七世纪鲁国的作品；“商颂”是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七世纪宋国的作品。但是它们都被西周统治者用来作为祭祀的乐歌。“风”以民歌为主，其地域性就更加明显，它所覆盖的范围十分广泛。“风”又称“十五国风”，包括周南、召南、邶、郞，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从《诗》的地理图上可以看出，“风”所含地域是以黄河中下游为主体。以黄河流域为中心，跨汉水与淮河，南接长江荆楚之地。

　　同样从《诗》的地理图中我们也可以发现，《诗》所体现出来的汉水的地域与《禹贡》、《孟子》所说的汉水的地理位置是一致的。在“十五国风”中，《周南》、《召南》主要是指周国南地，其中的诗篇出现地名的有汝、江、汉。《周南·汉广》中有“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这里出现了江、汉。在《周南·汝坟》中有“遵彼汝坟，伐其条肄。既见君子，不我遐弃。”这里出现的是汝河。在《召南·江有汜》中有“江有汜，之子归，不我以。不我以，其后也悔。”这其中提到了江。“二《南》中之地名，有河、汝、江、汉，南不逾江，北不逾河，西不涉岐周任何地名，当是黄河南，长江北，今河南中部至湖北中部一带。”由此可见，汉水流域在其中所处的位置，它是唯一的把北方文化与南方文化连接起来的区域。在《诗经》中，汉水是与上述诸流域作为一个整体存在。而在这个整体中，汉水充当了接合各个文化区域的作用。

　　除了二《南》可以说是与汉水流域直接相关外，我们从其它内容中也可以看出某些汉水的存在。傅斯年先生曾对南国做出研究，他指出，能够发现的记载南国开辟的事的是“昭王南征不复”。周王朝开辟南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南部到达汉水、长江一带。《左传》有“汉阳诸姬，楚实兴之”的记载。傅斯年先生把《史记·周本纪》、《楚世家》、《十二诸侯表》、《左传》、《国语》及《诗经》结合起来认为，周朝在兴盛的时候开辟了一片新的疆土，这片土地的一部分直接属于周王室管辖，另外的则分封于诸侯。直接属于周王室的土地称为周南，分封于诸侯的则称为召南。除了开辟二南之事，傅先生给我们提出的一个最大的启示就是，南国之事不仅仅体现在二《南》中，也同时出现在《雅》中：“周室既乱，南国既亡。召伯之遗爱犹在，南国之衰历历在《周南》、《召南》、大、小《雅》中见之。”这就说明，大雅、小雅中有一部分的内容也是来自于汉水流域。这其实也是不难理解的，南国的一部分土地是直接属于周王朝，而“雅”则是官员所作。是周王朝的乐歌，南国属于周直接管辖的地方当然也有官员写乐歌，而这些乐歌即“雅”，其中包括大雅与小雅都必然要反映当时当地的情况，因而在大雅和小雅中包含汉水的信息也就不足为怪了。如在《大雅·崧高》中有“于邑于谢，南国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执其功。”在《大雅·江汉》中则有“江汉浮浮，武夫滔滔。”“江汉汤汤，武夫洗洗。”“江汉之浒，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彻我疆土。”在《大雅·召曼》有“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国百里”的记载。“颂”中也有对汉水的记载，如《商颂·殷武》中有这样的记载，“挞彼殷武，奋伐荆楚。”以及“维女荆楚，居国南乡。”因此我们可以看出，《诗经》中的风、雅、颂几乎都与南国，即汉水流域有一定的关系，这也就说明了汉水文化在《诗经》中广泛地存在。

　　二、二《南》在《诗经》中的地位是汉水文化地位的体现之一

　　《周南》与《召南》所处的位置的主体即汉水流域，这一点是无疑惑的。因此《周南》、《召南》在《诗经》中的地位也就很好地说明了汉水流域或者汉水文化在诗经中的位置。《周南》与《召南》在《涛经》中的位置很特别，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与当时产生《周南》与《召南》的汉水区域的文化有关。除了在前面所说的二《南》之地历史上就是一个人类活动频繁的地方之外，最主要的是，周朝在黄河以南到汉水流域之间建立了很多的国家。加上汉水流域自古都是一个人文昌盛之地，土地肥沃，适合人们的生产与发展。因此这个地方，特别是《召南》所在地域是周朝的附属之地，当时周朝诸侯的封地经常在这个地方，它与周朝的联系实际上相当紧密。南国在西周末期处于兴盛时期，而二《南》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则是西周下半期到东周初年的诗。因此，二《南》出现于西周向东周转换之时，经历了西周由兴盛至衰败和东周的建立。二《南》的所在地南国，即今天的汉水流域的主体，竟然成为当时文化最为兴盛地之一。

　　由于二《南》之地不仅是当时文化最为发达之地之一，而且当时周王朝的分封诸侯封地的政治活动也多在此地举行，因此，南国之地形成了一个十分有意思的现象。即二《南》之地既是当时的新辟疆土，但却同时又是当时文化上最为兴盛之地之一，并不如一般新拓疆土那样不开化，民间歌谣与士大夫所作的曲调同时兴盛。因此，从《诗经》的内容我们就会发现，不仅《周南》、《召南》的内容是反映这一地域的诗歌，同时《小雅》与《大雅》的一部分也是这一地域或者由这一地域传出，或者受其影响很深。这一现象的形成是受文化和政治两个方面共同影响所致，文化上这一地域民歌兴盛，政治上这一地域又多是贵族分封之地，于是民间的歌谣就成为“风”，即反映这一地域的二《南》；而上层贵族所作曲调，则成为歌颂王公大臣的《大雅》与《小雅》。

　　“汉阳诸姬，楚宴尽之。”周朝在最兴盛的时候开辟了南国，但是在庄王时期，南方的楚国开始强大并向北方蚕食。经过武王和文王两代的努力，楚国基本上占领了南国之地。楚国虽然占领了这个地域，但是南国以前的文化却仍旧为当时的中原所推崇。这一点可以从孔子的一些言论中得到直接的证明。《论语》中有“南人有言日，‘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在《中庸》中有“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这些言论都体现出南国汉水文化对中原文人和文化的深远影响。楚国对周的蚕食，对南国的占领这些历史事件在《周南》与《召南》的诗篇中也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说明。学者们一般认为，二《南》中可以确定写作年代的诗篇中，在周朝都城东迁之后的有《周南·汝坟》、《召南·甘棠》、《召南·何彼裱矣》，应当是楚占南国以后出现的。而《召南·江有汜》、《周南·汉广》等篇章则与前面的不同，从其内容来看很显然是周朝末年，南国被楚占领以前的事了。

　　从二《南》所描写的内容来看，如《周南》中的《卷耳》、《葛覃》等等，《召南》中的《采蘩》、《草虫》等等文采都很朴实，即使是抒发情感也都十分得体，合乎礼义。这也是它与其它“风”的一个最大的不同，其它的“风”如《卫风》中的《淇奥》、《硕人》等与礼乐关系不大。二《南》的诗有很多是与礼乐有关的，同时在感情的表现上相对来说要节制得多，因而颇受儒家推崇。如孔子在《论语·八佾》中对《关雎》用了“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句话来赞美。而在《论语·卫灵公》中有这样的记载，“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孔子对“郑声”进行了批评，在《论语·阳货》中孔子说，“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左传》襄公二十九年中则有季札观乐的记载，季札对《周南》、《召南》的评价是，“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他认为从二《南》中就可以看出，它们已经奠定了周代教化的基础。周人重礼乐，在《诗经》中最能表现周时礼乐文化的当属雅、颂，这一点是没有什么疑问的。但是“在国风中，也有一些诗篇采自周人的礼乐文化影响较深的地区，如周南、召南、豳、王等地。”从《诗经》对周文王的歌颂来看，重礼乐，重德教、成为周朝这一时期文化的主要特点，“这一主流文化必然给予该地长久的深远的影响，并形成了自己的传统文化。周南、召南就是这块土地上产生的诗篇，因而，连同其中的有关婚姻、恋爱诗在内，都不能不同其它地域的文学形成显著的差异。”因此我们可以看出。二《南》所反映的实际上是周朝当时的主流文化。

　　从风、雅、颂三者的关系来看，《周南》、《召南》作为“风”之一部分与雅、颂是有很大关联的。从《诗经》的实际情况来看，《风》、《大雅》、《小雅》、《颂》之间并无明显的界限，这四者之间各有部分实际上是相似的。《国语》与《左传》中保存了部分对《诗经》的论述，《国语·晋语》中有“使工诵谏于朝，在列者献诗”之说。《左传》襄公十四年中记载了师旷对晋平公的话，“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补察其政，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谏，士传言，庶人谤”。可见《诗经》的成书来源甚广，各种各样的人都参人其中，因此，只是在不同的目的、内容和使用场合上有所区别，它们在最初的过程中都有很多的联系。其中有一些是当时的上层社会所作，但是也不可否认颂、雅有部分可能就是直接从风中挑选出来经过加工而成的可能。

　　三、二《南》作为民歌集与汉水流域民歌的关系

　　《诗经》是诗歌的总集，其中“风”则为当时各地的民歌。因是民歌，其生命力也就强。“《国风》、《雅》、《颂》，并列圣经。第风人所赋，多本室家、行旅、悲欢、聚散、感叹、忆赠之词，故其遗响，后世独传。楚一变而为骚，汉再变而为选，唐三变而为律，体格日卑，其用于室家、行旅、悲欢、聚散、感叹、忆赠，则一也。”因为“风”是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相关，因此，也就容易为人们所记忆传唱，各个时代诗歌的形式可能发生变化，但是“风”所体现出的表现主题和内容并无实质不同。从《诗经》中《风》、《雅》、《颂》者对后世的影响来看，《风》的影响显然是最大的。而在《风》中，如我在上面部分所说，二《南》的地位又是极其特殊和重要，它一方面是在周朝文化最为兴盛之时，代表了当时文化的高峰；另一方面则是它产生的很早。

　　在《诗经》中，最早的诗篇是哪一篇多有争论，一般人认为《商颂》是最早的，但是樊树云先生通过考证认为，“实际上，在《商颂》之先，有些风诗早已产生、应用和流传。特别是在江汉一带(即是周所谓的召南地区)随着巫文化(或荆楚文化)的发生和发展，巫歌、乐、舞盛行，绵延几千年。人们在为生存而狩猎、图腾、祭祀、征战等活动中，都以歌、舞相伴。流传下来被编纂在《诗经》中的《召南·驺虞》，就是这样一首为了能够多一点获取猎物而在狩猎前施行咒术所用的咒语歌。”樊树云先生还进一步认为，属于新石器时代或较晚一些时候的祈福诗、原始恋诗、原始采撷诗，如《周南·螽斯》、《周南·麟之趾》、《周南·苤苜》、《周南·汉广》这些诗应该是《诗经》中最早的。这是有一定道理的，这是因为《诗经》的形成必经过文人们的改编、修订，同时民歌的流传也是有一个过程的，因此这种判断是合理的，但是却缺少充分的材料来证明，时代已久，也只有从诗的内容作此判断。但是无论如何，都可以说明一个问题，即二《南》之地(汉水流域)的民歌是《风》的最早的组成部分之一，这一点当无多少疑问。

　　据此，我们可以说《风》是民歌集，而二《南》则可以说是汉水流域的民歌集。现在的一个问题是。为何是汉水流域的民歌如此早的出现在《诗经》中?出现在《诗经》中主要是当时二《南》之地特殊的文化原因，这一点是可以很好理解的。但是为何出现的那么早呢?这有两个主要的原因，一是我们前面说了，汉水流域是人类活动最早的地方之一，创造了高度的文明。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我们可以从今天这里的民歌盛行中发现一些端倪。汉水流域是民歌盛行的地方，就以汉水流域的鄂西北为例子。在汉江的第一大支流堵河的源头的九道梁有民歌之乡之称，那里至今唱着一些与《诗经》相关的诗歌，如“姐儿歌”，“关关雎鸠往前走，在河之洲求配偶……”、“参差荇菜水中摆，左右流之想裙衩……”。还有《年年难为姐做鞋》，“关关雎鸠(哎)一双鞋(哟)，在河之洲送(哦)起来(咿哟)，窈窕淑女(哟)难为你(耶)，君子好逑大不该……”这显然是与《诗经》中的《关雎》有关。还有与《伐檀》有关的，如：“东方发白兮，上山岗兮，砍砍伐檀兮，日暮而归兮……”。《房县志》(清同治版)中有这样的记载：“周文王化行江汉，是为召南。”房县自古有着浓厚的民间文化习俗，在《房县志》卷十一中有关于风俗的记载：“厥民刀耕火种，厥性刚烈躁急。厥声近秦。厥歌好楚……”。可见这里自古就是民歌发达之地，即便是现在，汉水同样是民歌发达之地，如有汉民族史诗之称的《黑暗传》和《盘根歌》里也有与《诗经》有关内容。此外，这里的“民歌村”、“民歌乡”为数众多，其中丹江口的官山镇吕家河更被专家称为“汉族民歌第一村”、“中国民歌之都”，可见当地民歌之盛。

　　《诗经》的成书有“采风”一说，由官员从民间采风。房县是《诗经》的采风者之一，周朝太师尹吉甫的故乡，这一点可以从一些记载中得知。中华书局1947年版的《辞海》中有这样的记载：“尹吉甫：周房陵人……”明代《郧阳府志》记载：“房县青峰城东九十里尹吉甫祠墓在焉”。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房县志》中也有这样的记载：“周宜王(公元前827—782年)封尹吉甫为太师(房陵人)食邑于房，死后葬于房县青峰山。”从尹吉甫在周王朝中的特殊地位及其与汉水(鄂西)的渊源，我们完全有可能据此相信《诗经》，至少是《风》的形成必然与汉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总之，汉水文化是中国最早兴盛起来的文化之一，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中国南北文化的中转所在。它南接荆楚文化，北连中原文化。西靠巴蜀文化，是一个多种文化交融之地。同时它也是周王朝文化的兴盛之地，《诗经》中有很多诗歌就是这种情况的反映。通过对《诗经》与汉水文化关系的分析，我们可以认识到汉水文化在中国整个文化中的独特地位，同样，通过汉水来看《诗经》，我们可以对《诗经》中的诗歌有着更加深入的理解，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认真研究《诗经》与汉水流域的关系，无论是对《诗经》本身的研究还是汉水区域文化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