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成

（西安文理学院 文学院，陕西 西安710065）

我国是世界上天文学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远在三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面对浩瀚无边的天空、闪烁的星辰，联想翩翩，涌现出牛郎与织女等神话传说。在《诗经》中写到天文星象的地方很多。顾炎武在《日知录》卷三十中说：“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三星在户’，妇人之辞也。‘月离于毕’，戍卒之辞也。‘龙尾伏辰’，儿童之谣也。后世文人学士，有问之而茫然不知者。”[1](P1673)在人类社会的农耕时期，我们的先民就在天文学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天文星象也成了诗文描述的对象。

一、东有启明，西有长庚

《小雅·大东》中有：“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睆彼牵牛，不以服箱。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有捄天毕，载施之行。维南有箕，不可以簸扬；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维南有箕，载翕其舌；维北有斗，西柄之揭。”[2](P172)诗人这里运用了“织女、牵牛、启明、长庚、天毕、萕、北斗”等星象，巧织成文，反复歌咏，生动形象地表达了深沉的感情。“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比喻两不相见，其实二者为一物也。朱熹《诗集传》云：“启明、长庚，皆金星也。以其先日而出，故谓之启明；以其后日而入，故谓之长庚。盖金、水二星常附日行，而或先或后，但金大水小，故独以金星言也。”[3](P172) 金星古曰明星，又名太白，因为它光色银白，亮度特强。《陈凤·东门之杨》：“昏以为期，明星煌煌”。《郑风·女曰鸡鸣》：“子兴视夜，明星有烂”。都是指金星说的。金星黎明见于东方叫启明，黄昏见于西方叫长庚，故《大东》言“东有启明，西有长庚”。古人把天上分为二十八星宿，其中有商星（心宿）、参星（参宿），相距很远。对于参、商人们有不同的理解，一是说一个往西，一个向东，一个走南，一个闯北，还有一个说原地不动；二是相隔很远，不易相见，杜甫在《赠卫八处士》中云：“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 [4](P262)即为此意。在古代的传说中，阏伯和实沈的故事是具有天文背景的一个。《左传·昭公元年》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藏，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5]（P2023）帝喾有两个儿子叫阏伯与实沈，兄弟俩互不相容而不断寻衅厮杀。于是帝喾派阏伯往商丘去主管大火，因此大火也叫做商星；派实沈去大夏主观参星。参和商在天空中恰好遥遥相对，一个升起，另一个就会落到地平线以下，他俩从此再也不能见面了。他们死后，成为参商二神，还是永远不能相见。实际上夏族对参的认识有更深刻的原因，每当参于黄昏后落向地平快看不见的时候，恰是大地回春之际。参去寒冬尽，农家备耕忙。它成为夏族观象授时的重要依据。

北斗星是古人常提及的恒星，《小雅·大东》篇所言的“维南有箕，维北有斗。”它是以箕星为参照的。《诗集传》云：“箕、斗二星，以夏秋之间见于南方。云北斗者，以其在箕之北也。或曰：北斗常见不隐者也，翕，引也。舌，下二星也。南斗柄固指西，若北斗而西柄，则亦秋分时也。言南箕既不可以簸扬糠粃，北斗既不可以挹酌酒浆，而箕引其舌，反若有所吞噬；斗西揭其柄，反若有所挹取于东，是天非徙无若我何，乃亦若助西人而见困。甚怨之辞也。”[6]（P172）箕或南箕，即为箕宿，为二十八宿之一，有星四颗。箕宿四星呈现梯形，形似簸箕而得名，“不可以簸扬”，即无法扬米去糠。古说簸星主口舌，象征谮人，诗曰“载翕其舌”。翕，缩也。古有“南箕北斗”的说法。这“维北有斗，西柄之揭”。北斗。又称北斗七星，在天空北方排列成斗状或杓形的七颗亮星，然而，北斗“不可以挹酒浆”，挹为舀，即不能舀酒浆。北斗星在古代是指示方向和认识星座的重要标志，連接北斗第一、二颗星，并沿线延伸其五倍处，即可找到北极星，因此北斗的这两颗星又称“指极星”。箕宿。《小雅·巷伯》篇二章曰：“哆兮哆兮，成是南箕。” 实际上，从《诗经》中这些恒星的命名，与人们日常生活和生产的密切关系。取名北斗，是因为北斗七星所联成的长把柄；取名为箕，是因为箕宿四星所联成的形状，形似簸箕这中农具。

二、七月流火，九月授衣

梁启超在《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中说：“现在先秦古籍，真赝杂揉，几乎无一书无部题，其精金美玉、字字可信可宝者，《诗经》其首也、”它是研究我国上古时代科学技术史极为重要而可靠的文献，也是研究我国上古时代天文学史的重要文献。在《诗经》中，不但记载有牛郎星、织女星等一系列恒星，还记述有行星、日食、月食，以及当时的天文仪器和天文台。

《诗经》中涉及到恒星的记载有很多：如参宿三星。《召南·小星》：“嘒彼小星，三五在东”。“嘒彼小星，维参与昴。”[7]（P14）指参宿三星。另外，《唐风·绸缪》篇首章曰：“绸缪束薪，三星在天”；[8](P80)《小雅·苕之华》篇末章曰：“牂羊喷首，三星在罶”，[9](P203)讲的都参宿三星。参宿三星在冬季的夜晚位于天空下南，即曰“在天”，此时节草木黄落，故伐薪为炭，诗云“绸缪束薪”；在冬季亦无鱼可捕，高挂的罶（捕鱼工具）被三星直照，诗云“三星在罶”而在《召南·小星》篇中，因所述的时辰“夙夜”，即朝夕。无论在“朝”在“夕”时，参宿三星在人们视野中刚出现在天空，不及夜晚在天空正南那样引人注目，故诗曰“小星”。 昴宿，“嘒彼小星，维参与昴。”《正义》曰：“《天文志》云：参，白虎宿三星，直下有三星，旒曰伐，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则参实三星，故绸缪。传曰：三星，参也。以伐与参连体，参为列宿，统名之，若同一宿，然但伐亦为大星，与参互见，皆得相统。故《周礼》：熊旂六旋以象伐。注云：伐属白虎宿，与参连体而六星，言六旋以象伐，明伐得统参也。是以演孔图云：参以斩伐。《公羊传》曰：伐为大辰，皆互举相见之文也，故言：参，伐也。见同体之义。《元命包》云：昴六星，昴之为言，罶言物成就系瘤是也，后昴、罶为一，则参、伐明，亦为一也。”[10](P292)“昴”为“昴星”昴宿是二十八宿之一，有七颗发亮的星。实际上，它是一个著名的星团---昴星团。距地球约为414光年，成员有780颗之多，人们肉眼可见的则为较亮的七颗，又称“七姐妹星团”。近人朱文鑫在《天文考古录》中认为：三星不是参宿三星和心宿三星，而是河鼓三星，即牵牛星。当时为时及新秋，牵牛当户，即星光照在门户，想到牛郎织女此时之相会，而感嫁娶之及时矣。诗云“绸缪束楚”即缠了又缠地捆束荆树，正是霜降迎女之时。

大火星，《豳风·七月》一、二章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三章曰：“七月流火，八月萑苇。” 《毛诗正义》云：“火，大火也。流，下也。九月霜始降，妇功成，可以授冬衣矣。《笺》云：‘大火者，寒暑之候也，火星中而寒暑退，故将言寒，先著火所在。’”[11]（P389）朱熹在《诗集传》中解释更为清楚些：“火，大火，心星也。此六月之昏，加于地之南方，至七月之昏，则下而西流矣。”[12]（P104）大火，以色红似火而得名。为二十八宿之一，有星三颗。它是夏天夜晚空中主要亮星之一，是有名的红巨星。关键还在于大火对于古人授时定侯的指示作用。周朝时各地运用几种不同的历法(夏历、殷历、周历、豳历等），豳历七月即夏历七月。心宿二（即大火）每年暮春的黄昏下在天空当中，在夏历的六月黄昏时出现在正南方，是正中和最高的位置，到七月黄昏时位置开始偏西向下移动，古人称之为“流火”。七月黄昏，大火越过子午线流向西天下沉的时候，妇女们就该赶制棉衣，为亲人们准备冬装了。从这两句诗也可以看出，早在上古时期，人们已经认识到了行星移动和季节变化的相互关系了。

大火是古代妇孺皆知的星相。大火在春天傍黑时出现于东方地平线上。其光荧荧，好似东方远处的一团火焰。它之所以引起人们的注意，不单是因为它亮，也不光因为它酷似原始社会中极为重要的火种，主要的原因，就是每当它于黄昏后出现于东方时，它就像是特意来点燃人们盼望播种的希望之火。可以说，在我国传说的三代，它是天空中一朵红色的报春花。北斗七星的斗柄连线，大约指向大火，故大火黄昏初见之际，北斗就指向东方。对大火和北斗的观测延续了很长的历史时期，后来，由于测量了子午线，并观测星是否到了子午圈，预报季节的准确度得到了提高，天文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直到公元前11世纪，大火仍然是人们报时的一个依据，但内容又改变了。

定星。《鄘风·定之方中》篇首章曰：“定之方中，作于楚宫。揆之以日，作于楚室。”《诗集传》云：“定，北方之宿，营室星也。此星昏而正中，夏正十月也。于是时可以营制宫室，故谓之营室。”[13]（P36）诗中“定”指像锄头的四颗星，它们是室宿二星和壁宿二星，四星组成一个长方形。每当农事基本结束的时候，黄昏后在子午圈附近就能看到定星。定星中天，正是营造房屋的大好时光。《尔雅》云：“营室谓之定。”[14]（P3609）“定”为古星名，即为“营室”；“方中”是指的是黄昏时刻在天的正中。“营室”原包括室宿和壁宿；后来专指室宿。室宿为二十八宿之一，有星两颗；壁宿，原称东壁，为二十八宿之一，也有星两颗。室、壁两宿共有四星，呈现为长方形。在西周、春秋时代的黄昏时辰，室、壁四星出现在正南方的季节，恰是农事忙完，天又不是很冷，是古人从事房屋营造的时间，因而四星统称为“营室”，又命为“定”。营室东边的两星，为营室东壁，简称“东壁”，后称壁宿。故诗曰楚宫作于“定元方中”。

织女星。《小雅·大东》篇五章曰：“跂彼织女，终日七襄。”织女指织女星，又称天孙，朋三颗星，为织女一、二、三，组成一个等边三角形，诗曰“跂彼织女”。跂通岐，意为分岐，由三角分出，组成三角形，故用“跂”形容织女。织女位银河西，与银河东的牵牛星遥遥相对。约在夏秋的夜晚，织女星是天空中主要的亮星之一，而且出现的时间也长，诗曰：“终日七襄”。牵牛星。《小雅·大东》篇六章曰：“睆彼牵牛，不以服箱。”牵牛指牛星，俗称牛郎星，又名河鼓三星。睆，为光亮。服，驾也。箱，车也。牵牛星是夏秋夜晚天空中主要的亮星，光度为太阳的8倍。至于织女星、牵牛星的命名，是以牛郎和织女的神话传说命名，即是起于人间牛郎、织女的劳动形象。

在《诗经》中较多提及的参宿三星、大火、箕宿等，都是因为它们与当时人们的生活、生产密切相关。如大火这颗天空中红色的亮星，在上中时代是人们观测季节交替的标电之一。《左传·襄公九传》云：“陶唐氏之火卫二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15]（P190）陶唐氏即人们传说中的尧，距今四千多年前。“火卫”是负责观察“大火”星的官职名称；阏伯为人名。“火正”观测“大火”星在东方出现，此时是我国北方春季的开始；为酬谢“大火”（即心宿二）报春催耕，帝尧时代“火正”阏伯的后代＿商族人民形成了年年祀祭这颗辰的风俗，故又名“商”星。甲骨方中的“火”星记载，《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火出，于夏历为三月，于商为四月，于周为五月”（此处的夏指夏历，商指商历，周指周历）[16]（P323），以用《史记》中关于上古时代已有“火正”官职的记载，都证实了“大火”星在上古时代人们生活和生产中的重要性。

    三、月离于毕，俾滂沱矣

《诗经》有些诗涉及到了天象灾异的星占学范畴以及有关日食的记载。中国是讲“天人相应”的，地上有什么，天上就有什么。例如：天有四时，人有四肢；天有五星，人有五藏；岁有365日，人有365骨节（其实只有两百多）；人间有皇帝，天上有帝星；等等。星占学的源头是很早的，在远古时人们就“观象授时”。例如《小雅·渐渐之石》“月离于毕，俾滂沱矣”，是说满月时月亮在毕宿附近，就会有大雨。其实那时“月离于毕”对应的就是雨季，大雨是常有的。这就像气象谚语“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一样是经验总结。但后人又总结拔高为“箕好风，毕好雨”，这就是星占了。《史记·天官书》：“其食，食所不利，复生，生所利，而食益尽，为主位。以其直及日所宿，加以日时，用命其国也。月行中道，安宁和平。阴间，多水，阴事。外北三尺，阴星。北三尺，太阴，大水，兵。阳间，骄恣。阳星，多暴狱。太阳，大旱丧也。角、天门，十月为四月，十一月为五月，十月为六月，水发，近三尺，远五尺。犯四辅，辅臣诛。行南北河，以阴阳言，旱水兵丧。”[17]（P1331）此亦星占其自然与人事。《小雅·大东》篇六章亦曰：“有捄天毕，载施之行。”是说那长状的天毕星，直列成行，斜挂在天空中。天毕即毕宿，又称天口，简称毕。有星八颗，形似古时田猎用的长柄网。古时这种长柄网即称毕。捄，此处念（求），意为长形，故不是以手揪聚之意，与《大雅·绵》篇“捄之陾陾”之捄不同。

    在古代人们往往以日食纪事，《诗经·小雅·十月之交》中就有日食纪事：“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日月告兇，不用其行。四国无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则维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惩！”郑玄《笺》云：“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八月朔日，日月交会，而日食阴侵阳，臣侵君之象，日辰之义，日为君，辰为臣。……君臣失道，灾害将起，故云下民亦甚可哀”[18]（P445）这里关键是要理解“之交”的含义，孔颖达《正义》云：“交者，日月行相逮及，交而会聚，故云交会也。日月交会，谓朔日也。此言十月之交，即云朔月辛卯，朔月即是之交，为是也。《古历纬》及《周髀》皆言：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月皆右行于天，日，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是月行疾，日行迟，二十九日有余，而月行天一周追及，于日而与之会，是会之交也。每月皆交会，而月或在日道表，或在日道里，故不食。其食，要于交会。又月与日同道乃食也。”[19](P445)朱熹《诗集传》注曰：“赋也。十月，以夏正言之，建亥之月也。交，日月交会，谓晦朔之间也。历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左旋于地，一昼一夜，则其行一周而又过一度。日月皆右行于天，一昼一夜，则日月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故日一岁而一周天，月二十九日有奇而一周天，又逐及于日而与之会，一岁凡十二会。方会，则月光都尽而为晦。已会，则月光复苏而为朔。朔后晦前各十五日。日月相对，则月光正满为望。晦朔而日月之合，东西同度，南北同道，则月掩日而日为之食。望而日月之对，同度同道，则月亢日而月为之食。是皆有常度矣。然王者修德行政，用贤去奸，能使阳盛足以胜阴，阴衰不能侵阳，则日月之行，虽或当食，而月常避日，故其迟速高下，必有参差而不相合，不正相对者，所以当食而不食也。若国无政，不用善，使臣子背君父，妾妇乘其夫，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国，则阴盛阳微，当食必食，虽曰行有常度，而实为非常之变矣。苏氏曰：‘日食，天变之大者也。然正阳之月，古尤忌之，夏之四月为纯阳，故谓之正月。十月纯阴，疑其无阳，故谓之阴月。纯阳而食，阳弱之甚也；纯阴而食，阴壮之甚也。微，亏也。彼月则宜有时而亏矣，此日不宜亏而今亦亏，是乱亡之兆也。’”[20](P154)朱熹这里引用历法，阐释了日食是怎么形成的，并言及天象昭示人事。

后人根据《十月之交》，考证出这次日食发生在周幽王六年，即公元前776年9月6日。仅春秋时代文献记载的日食就有36次。《史记》卷二十七《天官书》云：“太史公推古天变，未有可考于今者。盖略以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间，日食三十六，彗星三见，宋襄公时星陨如雨。”[21]（P1344）到了汉代，就不只是记录日食发生的时间了，对日食时的太阳位置、起止时刻、见食时间、食分（即日面所食部分占整个日面的比例）以及日食初亏所起的方位等，也多做明确记录。例如《前汉书》卷二十七下之下《五行志》对发生于汉征和四年八月辛酉晦（公元前89年9月 29日）的日食记载：“征和四年八月辛酉晦，日有食之，不尽如钩，在亢二度，晡时食，从西北，日下晡时复。”[22]（P519）这条记录告诉我们，食分很大，光亮的太阳圆面只剩下一个钩形了，食起于西北方向，这时太阳位于亢宿二度等。《汉书·五行志》中这样的记载还有很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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