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书灿

提要 ：《诗经》蕴涵有丰富的具有重要科学价值的历史地理学内容，其中涉及到当代历史地理学的诸多学科领域。在历史地名学，历史自然地理学如地貌、水文、植被和动物、气候，历史人文地理学如国土结构、生产配制、民族分布、水陆交通、文化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全面而深入地研究《诗经》，对于全面深入认识先秦时期的地理环境及建构起日臻缜密和完善的先秦历史地理学学科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正文

《诗经》不仅是我国历史上一部具有现实主义特色的文学作品和研究西周、春秋时期社会历史的珍贵文献，而且也是我们研究先秦时期尤其是西周、春秋时期历史地理颇有价值的第一手材料。其中散见于这部内容丰富、资料翔实的百科全书式的文学和史学名著各篇章中的大量有重要科学价值的地理学记载，涉及到历史地名学、历史自然地理学及历史人文地理学的诸多学科领域。对其进行较为系统的发掘整理和深入细致的研究，有利于我们较为全面准确地认识两周之际的地理环境及客观地评价先秦时期的地理学成就。

一、《诗经》的历史地名学价值

我国有着颇为古老的地名学记载。从迄今发现的我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看，已发掘到的约十万片有文甲骨中，就有大量具有重要地理价值的地名，它们是研究商王国的政治地理结构、疆域、山川、大城、周边方国以至对外军事活动诸问题的重要史料[1].由于甲骨刻辞乃至商周彝器铭文往往文字过于简略，故学术界在运用这些重要史料研究商周时期地理方面诸问题时，歧异之处颇多，从而往往直接影响到相关诸问题的可信度。然而，成书于西周至春秋时期的《诗经》却保留了大量具有科学价值的上古历史地名，其中涉及上古时期的国族、山川、泽薮、城邑等地理名称。若将其与有关文献记载及商周时代的甲骨文、金文材料有机地结合起来，则往往能使诸多上古时期的地理问题迎刃而解。这一点，学术界很早即曾引起过高度重视。如宋代学者王应麟曾著《诗地理考》六卷，“其书全录郑氏《诗谱》，又旁采《尔雅》、《说文》、《地志》、《水经》以及先儒之言，凡涉于《诗》中地名者，皆荟萃成编”。虽是书“采录遗文，案而不断，故得失往往并存”[2]（P91），但其较早注意到《诗经》的历史地名学价值，则对于我们今天深入全面地研究商周时期的沿革地理诸问题大有裨益。王氏之后，清代学者李超孙《诗氏族考》“以《诗》之为经，草木虫鱼则有疏，名物则有解，地理则有考”[3]（P417）。朱桓《毛诗名物略》分天地人物四部，其中“天部则天文时令也，地部则地志山川也”，因其“所考名物音训，颇有根据，足以补《集传》之阙”[3]（P421），故他的一些研究成果，时至今日仍为历史地理学界所重视。此外，焦循《毛诗地理释》、朱右曾《诗地理徵》、桂文灿《毛诗释地》、尹继美《诗地理考略》则在前人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或对旧说“颇多辩证”[3]（P488），或则“剪裁繁芜，稍变其例”[3]（P499）。今天，一些历史学家更充分注意到《诗经》的历史地名学价值，并将其与商周史研究结合起来，从而使一些长时期悬而未决的问题逐渐达成共识。如顾颉刚先生通过对《鲁颂·閟宫》中有关材料的进一步整理和分析，考订了周初徐、淮夷等东方诸族本散居于今山东蒙、阴二山一带，以后才陆续迁徙至淮河流域[4].杨宽先生则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大雅·韩奕》中的有关记载，重新考订了西周韩国的地望[5].西周王朝晚年，曾大规模对玁獯用兵，晚出文献和西周金文均有记载。然而由于文字简略，一些基本的史实，难以讲得清楚。《诗·小雅·六月》、《出车》等篇章则保存了颇多有价值的历史地名，从而为我们全面深入地探讨西周王朝晚期的民族关系提供了大量可循的历史线索[6]（P67-68）。此外，我们借助于《诗·大雅·常武》中的有关记载，并结合有关青铜器铭文，可以对西周王朝征伐徐淮这段历史进行较为细致的研究[6]（P99）。凡此足以表明，《诗经》确为我们全面深入研究商周时期沿革地理的重要的信史材料，在此方面，它有着《汉书·地理志》所无法完全替代的重要地位。

二、《诗经》的历史自然地理学价值

历史自然地理学是历史地理学的重要分支学科之一。按照现代地理学的观点，自然地理的要素包括地貌、水文、气候、土壤、植被和动植物，因此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内容主要也体现在以上几个方面。《诗经》中有关商周时期历史自然地理方面的记载颇多。若将其进行一番系统的归纳整理和深入的研究，则可对我们全面深入地了解这一历史时期的自然地理状况，大有帮助。兹分别加以论说，述之如下：

（1）关于地貌

《诗经》中有诸多有关先秦时期地貌的记载，其中蕴涵有重要的地理学价值，是探究先秦时期历史地理的珍贵文献。如《诗·周南·关雎》云：“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毛传》：“水中可居者曰洲。”此种解释并见《说文》、《尔雅·释水》等。然而，先秦时期洲之形成，历史地理学有较为合乎历史实际的解释。古代黄河流经黄土高原，挟带大量泥沙，当河道展宽后，水流缓慢，挟沙能力降低，使泥沙在河床中沉积为众多的洲。不仅黄河如此，事实上，历史时期的长江之荆江河段由于分流众多，在穴口附近也曾形成过众多的江心洲。除洲外，《诗经》中还有渚、坻之名称。《召南·江有汜》：“江有渚。”《毛传》：“渚，小洲也。水岐成洲。”《秦风·蒹葭》：“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毛传》：“坻，小渚也。”《小雅·甫田》：“曾孙之庾，如坻如京。”《郑笺》：“坻，水中之高地也。”《尔雅·释水》：“小洲曰渚，小渚曰坻。”洲、渚、坻的形成与沿河的地质、地貌、来水、来沙和人类的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诗经》这一记载无疑为我们深入研究先秦时期黄河、长江上、中游复杂多变的地质、地貌状况提供了一条颇为有价值的线索。《诗经》中还有丘、京、阜、陆、陵等地理名称。《卫风·氓》：“送子涉淇，至于顿丘。”《说文》：“丘，土之高也，非人所为也。”《小雅·天保》：“如山如阜，如冈如陵。”《毛传》：“高平曰陆，大陆曰阜，大阜曰陵。”从以上文字，我们不仅可以对先秦时期北方地区的地形状况有所了解，而且还可以由此全面深入地了解当时人们的居住环境。徐中舒先生曾经论及：“大陆之陆，丘陵之陵，以及坠字等并从阜，阜即像穴居出入上下之阶梯。《禹贡》云：”是降丘宅土‘，丘就是穴居的形状……这在晚新石器时代就是如此。后来降丘宅土就脱离了穴居而住在地面上。“[7]（P8）《诗经》还有原之名称。《大雅·公刘》：”笃公刘，于胥斯原。“《郑笺》：”广平曰原。“用今天的意思解释，似即平原。作为专称，《小雅·六月》中有太原，《大雅·绵》中有周原，皆当与其特殊的地形有关。《大雅·绵》云：”周原膴膴，堇荼如饴。“《毛传》：”膴膴，美也。“《郑笺》：”周之原地，在岐山之阳，膴膴然肥美。“由此可知，周族所兴周原一带，自古以来就是平衍沃野之地，自然地理条件非常优越，因而对日后周族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颇为重要的积极作用。

（2）关于水文

    《诗经》中关于水文方面的记载也颇为详备，其中诸多具有重要科学价值的记录，是我们全面考察先秦时期各地水文状况的颇为珍贵的参考文献。据初步统计，《诗经》中所涉及的水文地理实体就有江、淮、河、汉、沱、汝、沔、淇、泾、渭、溱、洧、汾、汶、漆等河流及汾沮洳、甫田等泽薮。从《诗经》各篇章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先秦时期祖国南北许多条河流水量丰沛，河水清澈，水质状况良好。如《小雅·四月》：“滔滔江汉，南国之纪。”《毛传》：“滔滔，大水貌。”《小雅·鼓钟》：“鼓钟将将，淮水汤汤。”这说明自古以来江、汉、淮等大河水量就非常丰沛。北方地区有的河流今天已水量大减，甚至几近干涸，但它们在先秦时期的情况却并非如此。《齐风·载驱》：“汶水滔滔，行人麃麃。”《毛传》：“滔滔，流貌。”《卫风·氓》：“淇水汤汤，渐车帷裳。”《毛传》：“汤汤，水盛貌。”《小雅·沔水》：“沔彼流水，其流汤汤。”《郑笺》：“汤汤，波流盛貌。”《郑风·溱洧》：“溱与洧，方涣涣兮。”《毛传》：“涣涣，春水盛也。”从《诗经》中我们还可以了解到先秦时期许多条河流不仅水量丰沛，而且水质普遍良好。如《魏风·伐檀》：“河水清且涟猗。”《郑风·溱洧》：“溱与洧，浏其清矣。”《小雅·黍苗》：“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毛传》：“土治曰平，水治曰清。”由此可以想见，在先秦时期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由于人类对大自然的破坏程度较轻，植被状况良好，基本上不存在严重的水土流失问题。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人口稠密，人类活动频繁，黄土高原的植被破坏和水土流失似较早已开始发生。《小雅·四月》：“相彼泉水，载清载浊。”《邶风·谷风》：“泾以渭浊。”《诗三家义集疏》引《汉书·沟洫志》：“泾水一石，其泥数斗。”并云：“是泾浊也。”这表明黄河河水变浊是历经了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的。《诗经》中还有有关湖泊的记载。如《魏风·汾沮洳》的记载可以帮助我们深入了解先秦时期以来汾水流域的川泽变迁情况。《小雅·车攻》：“东有甫草，驾言行狩。”《郑笺》：“甫草，甫田之草也。郑有甫田。”《毛诗稽古编》：“圃田泽在今开封府中牟县北七里。”从以上材料不仅可知，今河南中牟一带于先秦时期曾有大的泽薮，自然环境与今日相比，显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同时也可以了解到圃田泽一名出现很早，且湖水不深，颇利于人们的生产、生活。据载，战国时期魏引河水入圃田，又引圃田水入鸿沟，其成为黄河与鸿沟水系之间的调节水库。由以上材料并结合先秦时期的其他文献，我们则可以对先秦时期黄河下游地区的水文情况有全面了解。总之，《诗经》中保存了大量有科学价值的水文资料，从而为学术界深入研究先秦时期的历史自然地理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依据。

（3）关于植被和动物

《诗经》中也保存有大量关于植被和动物的记载。这些记录是我们全面深入了解西周、春秋时期各地区植被状况和动物地理分布情况的珍贵文献。从《诗经》的有关篇章可知，在西周、春秋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祖国各地植被状况良好，尤其是华北和黄河中游地区有大片茂密的森林覆盖。《邶风·击鼓》：“于以求之，于林之下。”《召南·野有死》：“林有朴樕，野有死鹿。”《周南·兔罝》：“肃肃兔罝，施于中林。”《秦风·晨风》：“鴥彼晨风，郁彼北林。”《毛传》：“北林，林名也。”《小雅·车附图 》：“依彼平林，有集维鷮。”《大雅·生民》：“诞寘之平林，会伐平林。”《毛传》：“平林，林木之在平地者也。”《诗经》中所列林木种类，极其繁多。据不完全统计，其中有杞、柳、杨、桐（又名梧桐）、栲、桧、梓、栎（又称柞栎、栩）、棣、柽、棠、梅、榛、榆、樗等乔木及椐、椒等灌木。依据《诗经》各篇章所产生的地域，我们将会对这些树木的地理分布状况有较为清晰的了解。除林木外，西周、春秋时期北方地区还有大片竹林分布。《小雅·斯干》：“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卫风·淇奥》：“瞻彼淇奥，绿竹猗猗。”“瞻彼淇奥，绿竹青青。”“瞻彼淇奥，绿竹如箦。”《诗集传》：“淇上多竹，汉世犹然，所谓淇园之竹是也。”任昉《述异记》：“卫有淇园出竹，在淇水之旁。”由此可见，随着人类经济活动的频繁及自然环境的变化，北方地区古今植被状况也发生了重大变迁。《诗经》中提到的动物种类也极其繁多。其中兽类有豹、虎、貔、熊、罴、豺、貍、狐、卢、貉、马、牛、羊、豕、鹿、鼠、兔等，鸟类有鸨、鹥、鹑、凫、鹳、鹤、鸿、燕、鸡、鹈、雉、鸠、鹭、枭、鸳鸯等，鱼类有鲿、鳢、鲨、鲂、鲔、鳟、龟、鼍等，虫类有蜾、螟、蜩、螗、虺、蟋蟀等。从《诗经》各篇所产生的地域加以分析，我们自然可以对西周、春秋时期动物的地理分布特征进行较为细致的探讨。尤其是《鲁颂·泮水》云：“憬彼淮夷，来献其琛，元龟象齿，大赂南金。”由此可知，春秋时期今淮河流域一带仍然有大象分布，故淮水流域的民族曾向鲁国贡纳元龟、象齿之类的方物。《大雅·灵台》：“鼍鼓逢逢。”《毛传》：“鼍，鱼属。”《经典释文》引《草木疏》：“形似蜥蜴，四足，长丈余，甲如铠，皮坚厚，宜冒鼓。”事实上，鼍即今天的稀珍动物之一扬子鳄。这条记载为我们探讨先秦时期扬子鳄鱼的地理分布状况提供了一条可寻的历史线索。

（4）关于气候

《诗经》中有关气候的直接记载不多，但其中若干条记录则可以为我们进一步探讨西周、春秋时期的气候状况提供大量旁证材料。根据竺可桢先生对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情况的研究[8]，我们知道西周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寒冷期，《诗经·豳风》所反映的豳地一带的物候可证。春秋时期气候又开始转暖，《秦风·终南》“终南何有，有条有梅”及前面所引淮河流域有大象生存可证。事实上，西周时期同样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干旱期。《大雅·召旻》：“如彼岁旱，草不溃茂。”《大雅·旱麓》：“瞻彼旱麓，榛楛济济。”《毛传》：“旱，山名也。”此旱麓似有可能与当时当地的气候状况有关。其中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大雅·云汉》中的有关记录。有的学者认为，《云汉》是大旱之年周宣王为求雨祈神而写的诗[9]（614）。诗中描写了当时旱情的严重情况及宣王的愁苦心情。该诗云：“旱既大甚，则不可推。”“旱既大甚，则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无所。”“旱既大甚，涤涤山川。”“旱魃为虐，如惔如焚。”《邶风·终风》：“终风且霾，惠然肯来。”《说文》：“霾，风雨土也。”闻一多《风诗类钞》：“大风扬尘，从上而下曰霾。”“霾”字还见于甲骨文。《合集》13465：“乙酉卜，争贞：风隹有霾。”《合集》13466：“癸卯卜，王占曰：其霾。”《合集》13467：“贞：兹雨隹霾。”“贞：兹雨不隹霾。”有的学者认为，所谓霾当即今天称之为尘暴的现象，并在此基础上综合其他有关材料，推测商代后期殷墟的气候是偏于干旱的[10].从以上所引《邶风·终风》记载看，商代后期经常发生的尘暴现象在西周时期也曾出现过。这进一步说明西周时期的气候是较为干旱的。如果能够获得新的材料作为支持，其将为我们深入了解西周时期的气候状况提供重要的帮助。

三、《诗经》的历史人文地理学价值 

历史人文地理学也是历史地理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历史发展过程中自然环境或多或少都直接或间接受到人为活动的干预，而且这种干预随时间的发展，有愈来愈严重的趋势。因此，研究历史自然地理，尤其是环境变迁问题，就不能不考虑人类自身对环境的作用。历史人文地理学是研究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类各种活动的地理表现以及发展变迁的规律的学科，主要包括历史政治、经济、人口、民族、聚落城市、文化、军事地理等。《诗经》中不仅蕴涵有大量具有重要科学价值的历史自然地理学内容，而且也保存有丰富的历史人文地理学材料，其为全面深入了解先秦时期尤其是西周、春秋时期的国土结构、生产配置、民族分布、交通发展、城市兴衰以及文化发展的地理特点等提供大量可靠的依据，是我们全面深入了解先秦时期尤其是西周、春秋时期历史人文地理状况的珍贵的第一手文献。

（1）国土结构

商周时期的国土构造是一个颇为复杂同时也是最令学术界棘手的问题之一。事实上，《诗经》中有关材料对这一问题的解决颇有帮助。有的学者曾引述《商颂·玄鸟》、《长发》、《殷武》中：“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相土烈烈，海外有截”：“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围”：“莫遂莫达，九有有截”等有关记载将殷商时期的天下格局概括为殷土、四方、海外三部分，并结合甲骨文及《尚书》中的有关记载进一步指出，殷商王国的直接辖地商不仅仅局限于殷都及其近郊一带，还应包括殷都以外的大片地区[11].其还引述《大雅·民劳》、《大雅·崧高》“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四国于蕃，四方于宣”等材料，并结合《尚书》及毛公鼎铭文，将西周时期的天下格局概括为中国、四土、四国及多方、不廷方三部分，指出西周王朝是一个领有中国、四土、四国之地的疆域辽阔的统一的主权国家，西周王朝的四土、四国诸侯经过周天子的大批封建，在此总体框架之下，四土、四国之境的众多方国已萌发了一些早期的地方政区因素，西周王朝与四土、四国各封国之间的关系基本上可以视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12].正是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够进一步深入探究商周时期的政治地理状况。此外战国时期的著作《禹贡》、《周礼》、《吕览》等均有九州名称及区划，尤其《禹贡》被视为我国关于国土的最古老的著述，然早在以上著作成书之前的两周之际，《诗经·商颂·长发》及《玄鸟》中即有九围、九有之名称，历代注疏家释九围、九有即九州也，由此我们可以对九州地理概念的缘起及其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有一个宏观的认识，而这一点对正确分析商周时期的政治地理尤为重要。

（2）生产配置  

《诗经》中保存有大量珍贵的经济史料，它们是我们全面深入研究西周、春秋时期的农业、林业、畜牧、渔猎、采集乃至手工业、原始商业部门经济地理的重要第一手参考文献。农业方面，《诗经》中所见谷名共有黍、稷、麦、禾、麻、菽、稻、秬、粱、荏菽、来、牟、稌、穈、芑等达15种以上。有的学者曾对《诗经》所见以上农作物的地理分布及种植情况作过深入研究[13]，从而将中国古代农史研究不断引向深入。《豳风·七月》是《诗经》里的一首著名的农事诗，诗中详载豳地农奴男的种地、打猎、酿酒、凿冰、修房屋、备祭品，女的采桑、养蚕、纺绩、缝制等活动，其不仅是探讨古代社会经济状况的重要史料，同时也是研究周代社会经济结构及生产配置状况的重要参考文献。《小雅·甫田》是西周统治者祈年、祭神的乐歌。诗中歌唱农奴主田地广阔，庄稼茂盛，粮谷丰收以及祭祀祈福的情况，因此，不仅是研究周代社会形态的珍贵史料，而且也是研究西周农业发展状况的重要文献。《小雅·无羊》旧说是西周宣王时作品，诗中歌咏贵族饲养牛羊的繁盛，比较生动地描写了牛羊放牧的情况。因此，其为探究西周时期畜牧业发展状况的难得的信史资料。《诗经》中有关林业方面的记载也不少。如《小雅·伐木》云：“伐木丁丁，鸟鸣嘤嘤。”《魏风·伐檀》：“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诗经》有关渔猎方面的材料也颇为丰富。《邶风·新台》：“鱼网之设，鸿则离之。”《大雅·韩奕》：“其殽维何，炰鳖鲜鱼。”除捕鱼外，周代人们还颇为重视打猎，以获取禽兽的肉和皮毛。《魏风·伐檀》所列周代人们所获取的猎获物有貆、特（三岁的兽，泛指大兽）、鹑。《豳风·七月》中另载：“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为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载缵武功，言私其豵，献豵于公。”《毛传》：“豕，一岁曰豵，三岁曰豜.大兽公之，小兽私之。”另外颇应引起注意的是，由于西周、春秋时期农业生产水平尚不发达，可耕作土地面积尚为有限，在当时人们的食物结构中，天然的野生植物尚占有相当的比例，并在《诗经》中屡有反映。《诗经》中提到的采集植物中可用作食物的有荇菜、葛、卷耳、桃、芣莒（一说为李子一类的野果）、蘋、瓠、葑、菲、唐（《毛传》：“唐蒙，菜名”。）、蕨、莫（《毛传》：“莫，菜也。”）、苦（《毛传》：“苦，苦菜也”）、薇、芑等。由此可知，西周、春秋时期虽然农业已经较以前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作为原始经济部门的采集仍然在当时的社会经济结构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诗经》中反映早期手工业和原始商业的材料也不少，限于文章篇幅，在此不一一列举。总之，《诗经》保存有丰富的经济史料，是我们全面、深入了解西周、春秋时期生产配置及经济地理情况的重要参考文献。

    （3）民族分布

    《诗经》中所提及的古代民族有徐、淮夷、玁獯、鬼方、混夷（《大雅·皇矣》作串夷）、荆舒、追、貊、蛮、戎、狄等。以上族称，有的是专称，更多的则是泛称。其中有许多还处于氏族部落的发展阶段，无论语言、地域、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都还是很不稳定的。我们借助于《诗经》的有关记载，不仅可以对先秦时期的民族概念有较为深入的认识，同时也可以对先秦时期的民族构成及地理分布情况有一些初步的了解。据有关文献和西周青铜器铭文可知，到了周代，构成华夏民族主干的中原地区各人类共同体已大体上处于相对稳定状态，它们在长期的交往和迁徙过程中，由于民族之间的差别不断缩小而逐渐走向融合，这在《诗经》中屡有反映。其中，《诗经》中的雅，都是周代朝廷上的乐歌。历来学者认为，雅就是夏，指西周王畿地区。雅音即所谓“中原正声”。事实上，从西周、春秋时期的历史情况看，作为“中原正声”的雅本身即有着和周边地区各族文学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的历史痕迹。由此我们可以想见，早期华夏民族的文化具有高度开放的特点，华夏民族正是在不断地同各民族的相互融合过程中得以发展和壮大的。《诗经》中反映西周王朝和周边各族如淮夷、徐、玁獯、荆楚等族战争的诗篇相当多，其中诸多记载不仅是我们全面了解周代民族构成和地理分布的珍贵史料，同时也是我们探寻早期华夏民族形成历史轨迹的重要依据。

    （4）水陆交通 

《诗经》有关交通方面的记载也颇为丰富，它们是我们研究西周、春秋时期交通状况的难得的第一手材料。据《诗经》记载，周代人们已非常注重道路的建设。《小雅·大东》：“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当时的交通工具也颇为进步。《诗经》所载周代的陆路交通工具有辇、戎（兵车）等。从《诗经》中大量诗篇还可以知道，当时各诸侯国之间往来频繁，说明中原各国之间早已开辟出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陆路交通线路。然而，西周、春秋时期地广人稀，生产力水平尚不十分发达，有的地区由于特殊的地形条件，一些重要的交通路线尚未开通，故有时只得绕道而行。徐中舒先生曾结合《诗·大雅·崧高》：“申伯信迈，王饯于郿”及《江汉》、《常武》等记载，并用相关材料作为佐证，以证西周时期关中入蜀及江汉之坦途之子午、少习二道尚未开通，周自迁岐以后，得与褒斜道相近，故周人当伐纣之前，由郿以经营江汉，更有江汉以东，收抚陈、蔡、淮夷，而并有吴地[14].由此可见，《诗经》对于研究西周、春秋时期的交通状况显得颇为重要。

    《诗经》所载水上交通工具有舟、用木筏编的方（《周南·汉广》：“江之永矣，不可方思。”《邶风·谷风》：“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及小型船曰刀（《卫风·河广》：“谁谓河广？曾不容刀。”）。由此可知，当时水上交通已颇为发达。《大雅·公刘》：“涉渭为乱，取厉取锻。”《郑笺》：“乃使人渡渭水为舟，绝流而南取锻厉斧斤之石。”西周王朝对江汉、江淮地区屡屡用兵，其中诸多战争必当在水上进行。虽然《诗经》中对此直接记载不多，但我们借助于有关文献和西周青铜器铭文，亦可以对当时的水上交通情况进行科学的蠡测。 

（5）文化发展

    《诗经》也是一部内容丰富的文化典籍，其中保存有大量具有学术价值的文化史料，是我们全面深入了解西周、春秋时期各地文化发展状况及文化发展的地理特点的重要参考文献。著名历史学家班固曾以《史记·货殖列传》及刘向《域分》和朱赣《风俗》为基础，分述以秦、魏、周、韩、郑、陈、赵、燕、齐、鲁、宋、卫、楚、吴、粤（越）等故国划分的各地区的文化发展情况。在该部分，班固直接从《诗经》中征引的史料即有20余条。如其述及秦地人民“好稼穑，务本业”，即引“《豳诗》言农桑衣食之本甚备”以证之。其论及“天水、陇西，民以板为屋室”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即引《秦诗》“在其板屋”、“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及《车辚》、《小戎》等篇“车马田狩之事”以证之。又如为证邶、庸、卫同风，反复引《邶诗》“在浚之下”，《庸诗》“在浚之郊”，《邶诗》“亦流于淇”、“河水洋洋”，《庸诗》“送我淇上”、“在彼中河”，《卫诗》“瞻彼淇奥”、“河水洋洋”等以证之。又如为证晋民“有先王遗教，君子深思，小人俭陋”，引唐风《蟋蟀》、《山有枢》、《葛生》之篇“今我不乐，日月其迈”、“宛其死矣，他人是愉”、“百岁之后，归于其居”等文字以证之。凡此，足以说明《诗经》在我国文化史上具有极高的地位，自然其也是我们今天探讨先秦乃至秦汉时期文化发展的地理特点的宝贵文献。

四、余论

综上所述，《诗经》是一部保存有丰富的历史地理学史料的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典籍，应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按照中国古代地理学的发展阶段划分，先秦时期是中国古代地理学的萌芽阶段。在该历史阶段，先后产生了《山海经》、《禹贡》和《穆天子传》等优秀的地理学著作。上述三书可视为我国地理学发展的雏形和滥觞[15]（P16）。除此之外，尚有一些典籍含有一些地理篇章抑或具有地理学价值。《周礼·职方》历叙九州的区域和境内重要山镇（镇当理解为名山）、泽薮、川津、特产、人丁、畜种、谷属等，继而论及王畿和九服的布局。其所记与《禹贡》异同参差，亦属不可多得的先秦地理学著作。《尔雅·释地》及《释丘》、《释山》、《释水》对于九州、十薮、八陵、九府、五方以及一般地形及特殊地形地貌均有简明的诠释，是一部具有重要科学价值的古典地形地貌学著作。《管子·地员》、《度地》是我国最早的专论土壤及水利的撰述，在我国土壤学和水利学上具有开拓性地位，是我国不可多得的历史自然地理学文献。其《地图》为我国谈地图的早期文献，在世界地图学史上居于领先地位。《地数》则是我国最早的古矿物文献。以前，有的学者曾对先秦时期地理学著述中存在的诸多缺陷进行过总结和概括，指出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理想和虚夸成分较大；其二，侧重自然山川记述，忽视人文研究；其三，以宏观研究为主，区域分析不足[16].由此可见，对《诗经》的历史地理学价值进行一番全面、系统的发掘整理和深入研究，不仅有利于我们全面深入地探讨先秦时期的地理状况，而且有利于建构起日臻缜密和完善的先秦地理学学科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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