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沛霖

     战争诗是世界各国文学史上的共同现象，很多古老的民族都有自己的战争诗。由于故争的胜负直接影响甚至决定着民族的和阶级的历史命运，由于在战争中产生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传统几乎毫无例外地成为一个民族的巨大的精神财富，此外，还由于战争诗反映的对象——战争——总是在一定的政治思想和军事思想的指导下进行，战争诗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它们的深刻影响；因此，不但决定了不同民族的战争诗具有不同的特点，而且决定了战争诗往往具有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同时与时代思想和民族精神有着密切的联系。《诗经》战争诗也是如此，自古以来它就受到学者们的格外重视和注意是很好理解的。

    根据传统说法和现代学者们的一般见解，《诗经》战争诗主要包括《小雅》中的《采薇》、《出车》、《六月》、《采芑》，《大雅》中的《江汉》、《常武》以及《秦风》中的《小戎》、《无衣》等。

    在世界著名的史诗中，对于双方的战斗场面无不用浓墨重彩加以具体描绘。希腊史诗《伊利亚特》始终把忒洛亚人与希腊人之间的大规模的战争作为表现的中心；其战斗场面声势浩大，惊天动地，为这部作品赢得了巨大的艺术魅力。印度史诗《玛哈帕腊达》中再现了公元前十二世纪以后数百年间古鲁族和班扎拉族之间的长期的残酷战争。当时印度北部几乎所有的民族都卷入了这场旷日持久的厮杀风暴，作者选取了其中最激动人心的战斗场面加以精心描绘。此外，日尔曼人《希尔德布兰特之歌》、法国《罗兰之歌》和德国《尼伯龙根之歌》等也是如此，它们对于双方战斗场面，都是作为作品的重要部分。我国藏族史诗《格萨尔》也写了很多战斗，其中最重要的霍岭大战，时间长达9年，出场人物众多，描写这场战争竟用了几十万字的篇幅。

    与其他民族有关战争的文学相比，《诗经》战争诗一般不直接描写具体的战斗场面，而多用笔墨去进行军威声势和气氛的渲染；它也写敌人的失败和自己的胜利，但却从不突出残酷的厮杀和格斗，而多写道德的感化和军事力量的震慑。总之，它只突出了一面，却不见另一面，而这一面在其他民族的战争诗中正是地地道道的重头戏。这充分说明，《诗经》战争诗的创作是在自觉不自觉地遵循着某种“原则”，这个“原则”与我国古代关于战争的特殊思想观念有直接关系。

    对于这种思想观念，古代有些学者已有朦胧认识，在他们论述战争诗时，大都指出战争诗写周王朝的胜利，不是靠“兵威”，而是靠“王道”、“盛德”，它强调的是敌人“自服”，“不战而屈”。这是完全正确的。事实上，这种特点作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观念的反映，不只在战争诗中有所表现，而且在历史、神话传说和其他有关论著中也有所表现。例如：

    《易·系辞下》：“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

    《史记·五帝本纪》：“轩辕之时，……蚩尤最为暴……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藝五种，抚万民，度四方……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

    《书·大禹谟》：“帝（舜）曰：‘咨，禹，惟时有苗弗率，汝祖征。’禹乃会群后……帝乃诞敷文德，舞干羽于两阶，七旬，有苗格。”

    上述各条记载所记事实虽不相同，但都贯串着一个共同的政治思想和军事思想，即修明文教，崇尚德义为治国之本，恭行此道则不劳征伐而万民归服，天下自然臻于至治。当然这并不排斥武力，但武力应以“德喻”为基础，否则，不修德崇义，而滥用武力，是为黩武，为圣人所不取。以“王道”、“盛德”宣喻仍然冥顽不化，可继之以武，是谓伐无道，不谓黩武。所以司马迁对于先“振德”抚民而后诉诸武力消灭蚩尤的轩辕氏仍给以高度的赞扬。至于舞干戚，宣威明德，使敌人不战而屈，如同舜“久喻教而有苗民请服”那样，则更为上策。可以看出，我国上古代理想的政治是崇德尚义，垂裳而治，理想的战争则是“胜残去杀”，战胜于庙堂。黄帝、尧、舜，在这两方面都是理想的典范，所以才受到后人的景仰和崇敬。

    上述关于黄帝、尧、舜的传说为后人所记，非信史，但它反映出的思想观念却是真实的。到东周时代，孔子则用比较概括的语言就现实问题对它加以表述：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

    “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看《诗经》战争诗。“明明天子，令闻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国。”（《大雅·江汉》）“不留不处，三事就绪”“赫赫业业，有严天子”（《大雅·常武》）这种文德教化的宣扬是故争诗中的重要成分。战争诗中突出这些，无非是说王者之师不靠暴力杀伐，而是以德服人，不战而胜。除此而外，诗中又多有车马旗服之盛和军行纪律之严的描写。战争诗中不去直接写战争，而以大量篇幅写这些，使之成为篇中的重要内容，其目的显然在宣扬王师军威，以其威慑力量使敌人不战自属，是我国古代所向往的“舞干戚而有苗平”的具体化而已。这样看来，《诗经》战争诗与前边所引述的那些历史传说，尽管有诗与文之别，但在思想观念上却是一脉相承，都以我国古代所特有的政治思想和军事思想为灵魂，所体现的都是崇德尚义的政治理想和“胜残去杀”的理想化战争现念。

    周宣王号称“中兴”之主，为了“中兴”，他不但需要天子的武功，更要有先王的“盛德”。作于宣王时代的战争诗固然反映了某些史实，但对宣王统治来说，更重要的却是诗中所特别突出的武功和“盛德”。战争诗既然从这两个方面适应着“中兴”的要求，因而也就从这两个方面为自己打上了那个时代的鲜明烙印。